高考在即，即将走进考场的学生正在作最后准备。除了考试本身，大多数考生和家长还需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学选择什么专业。这个选择对于考生未来人生的发展十分重要，因而家长和考生都在积极收集各方面信息以期作出最适当的选择。
让高三学生能够选对大学的专业无疑是过分的要求。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考生找不到很好的咨询渠道；有些即使得到帮助，作出的专业选择还是错误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一年对专业有所了解后，当初选择是否正确就会明了。许多学生会发现在高三选择的大学专业并非自己兴趣所在；有些学生会发现自己虽然对专业很有兴趣，也投入很大精力学习，但成绩并不好，这初步表明他缺乏学习这个专业的能力；有些学生对未来的就业市场有所了解，想要选择就业更好的专业。此时，他们需要转专业。
然而，在目前许多高校中，转专业制度虽然存在，但制度十分严苛，学生转专业非常困难。转专业制度的严苛导致同一所大学不同专业之间形成无形鸿沟，学生因而难以选择到最适当的专业。
目前我国高校转专业制度的严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我们仅以三所学校的个案予以分析。
第一，规定只有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转专业，比如四川某所民族大学。这所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可向学校提出转专业申请：实行学分制的本、专科学生学业成绩优秀，入学后各门课程成绩合格，课程学分累计绩点在本专业同级学生中排名前10%，且平均绩点达到3.7以上，并无纪律处分。”
如果一个学生的成绩在本专业同级学生中排名前10%，这首先说明该生已经非常适合这个专业，其能力与兴趣与这个专业匹配恰当。这样的学生也许会对其他专业更感兴趣，我们应当为他们转专业提供条件。但是，这样的规定恰好剥夺了那些更需要转专业学生的权力。他们进入专业学习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或者不适合这个专业，能力的欠缺或心理上的排斥使他们的学习成绩暂时不佳。如果转到他们更加有兴趣、更加适合的专业，他们才可能取得更好成绩。只有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升，大学的整体学习质量才能提升，学生也才会对大学更加满意。
显然，以上制度使得最需要转专业的学生，反而没有机会调整所学专业。
第二，规定了非常小的转专业比例。比如北京一所部属高校。该校规定，想跨学院（系）转专业的学生首先需要或者所在学院（系）的推荐（向学生拟转入的学院（系）。但同时，院系允许推荐的学生数量“一般不得超过该专业本年级学生总数的10%”。不超过10％意味着1％也是可以的，2％也是可以的。推荐几个都不违反学校的政策。但如果忽然哪个院系的领导解放了思想，想推荐更多的学生离开本专业去其他专业学习，这反而要好好考虑10％上限的存在了。
在推荐院系数量存在限制的同时，接收院系也有限制。一所学院（系）接收转专业学生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该专业本年级学生总数的10%”。
我们从两个方面10％的限制可以了解到，这所高校每年能够转专业的学生，难以超过当年学生总人数的10％。
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一定有很多学生正在艰难地学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学着自己不擅长的专业。
第三，规定文理科之间不能互相转专业。在四川某农业大学的《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在读一、二年级学生（不含定向生），可按学校规定转专业。一年级学生，可跨学科门类转专业，但文科学生不得转入理科专业，理科学生不得转入文科专业。”
学校这么规定，表面上看是为学生着想，文科转理科或理科转文科的学生也许会面临学科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常识告诉我们，理科生是可以学习文科专业的，他们的基础没有任何问题；表面上看文科生学习理科有困难，但如果学生自己付出努力，他难道就没有成功机会？莱格特高中时学习拉丁语，本科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专业（文科），毕业之时，他突然改学物理，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我国高中正在积极研究取消文理分科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却先扼杀了许多学生的希望。
正是由于转专业制度的严苛，中国的许多大学生正在学着他们不感兴趣的专业，缺乏学习主动性和学习动力； 正是由于转专业制度的严苛，中国的许多大学生正在学着他们不擅长的专业，投入很大精力而难以看到成绩，因缺乏自信而消沉，他们已经付出的辛苦对其一生而言已注定是无用之功；正是由于转专业制度的严苛，我们的高教系统效率低下，难以让每个人的兴趣、天赋与社会需要很好地匹配。美国“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肖恩·赖因3月23日在福布斯网站发表题为《中国最需要提高的领域》的文章，其中让学生能根据他们真正的兴趣选择专业被认为是最为迫切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教师对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投入，二是提高学生对学习的投入。无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如何增加，教师对教学和教育活动的投入如何增加，如果我们的制度仍然无法让学生的兴趣、能力与专业学习更好地匹配，教育效果仍难以呈现。
可以说，转专业限制不放宽，高等教育质量就难以提高，改革责任不在教育部而在每所高校。
《科学时报》 (2010-4-13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