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日本侵华的年代，从小知道科学救国的道理。随着党的教育和国家的需要，科学研究成为我的兴趣所在，也是我毕生的追求。
我曾反复研读《反杜林论》，坚信唯物主义，一辈子只信奉唯物辩证法。
我一生经历了抗战、反蒋、抗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磨难，不但安然度过，而且与计算机结了缘——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
哪一天见马克思我不知道，但是，只要可能就继续搞科研，遇到困难就是创新的好机会。——康继昌
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听闻一位年届八旬的科学家对终身从事的计算机科学依然执著痴迷、激情满怀，耄耋之年的研究竟然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基因算法上创造了又一个奇迹——那一刻，笔者许久没有说话，心底却漫过一层层热浪，如涨潮的海。
这位老人，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曾在计算机科技领域两次创造“中国第一”，其研究成果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检阅的杰出计算机科学家——康继昌。
三月的校园，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就在这万物勃发的季节，康继昌先生迎来八十华诞，也迎来他科研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笔者叩开了康老的研究室。3小时的恳谈，让笔者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
“祖国令我勇于担当
哲学令我敢于创新”
西工大计算机学院404研究室，几张普通的长条书桌对接成一个矩形方阵，若干台电脑一字排开成一道风景，一群朝气蓬勃的研究生簇拥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映入笔者眼帘的这幅画面，已经持续三个多月了，他们正在昼夜进行着一场重大突破后的收官之战。
“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眼前这位老科学家如此拼搏？究竟心怀怎样的科学情结令他这般沉湎于科研而乐此不疲？”这正是笔者采访康老时试图解开的谜团。
1930年，康继昌诞生于上海市的一个书香门弟，其大祖父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教育家黄炎培的救命恩人；其父辈四人皆出国留学，分别留美留英，连姑妈也走出国门留学德国。留美学成回国后的父亲成为一代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解放前夕定居香港。
1947年，康继昌跨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门。1949年，这位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高才生抛弃优越的家庭环境，在大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参加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在上海解放前夕，奉命为解放军实地绘制了上海市（徐汇郊区）地图，曾获得“建国功臣”纪念章。新中国诞生不久，适逢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1月大学一毕业，血气方刚的康继昌便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加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因此，凡是真正的炎黄子孙，对于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怀有强烈的感情。正是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成了我炽热的爱国情怀。”往事如烟，回溯自己的成长史，康继昌平静地说：“我一生经历了抗战、反蒋、抗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磨难，不但安然度过，而且与计算机结了缘——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
1953年1月，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康继昌奉命从部队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年3月成为攻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第一个副博士研究生。“是党的培养才使我进入了科学殿堂。”康继昌深情地说，“牛顿、富兰克林这些科学家爱不爱国我不知道。在我看来，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的需要就是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动力和兴趣所在。”
哈军工是国家巨大的国防科技人才库，当年拥有七八十位前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对于研究生导师、前苏联专家辛捷耶夫、伏洛诺夫，康继昌至今感念不忘。正是这两位前苏联导师最早把他带进神奇的计算机领域。从此，他与计算机结了一辈子的缘分，并成就了第一代中国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
“在全国热火朝天地‘放卫星’、炼钢铁的喧哗声中，陈赓以他对国际军事高科技发展洞若观火的了解，和哈军工领导集体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决策，设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大抓计算机教育和科研，其伟大意义不亚于‘两弹’上马。陈赓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项永载史册的贡献。”回溯早年身在哈军工的那段历史，康继昌意味深长地说，“陈赓大将的确是有战略眼光的。21世纪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脑普及的信息时代，掌握应用计算机已经是科学发展和走向信息化时代的需要。未来，没有信息化武装的国家就谈不上国际竞争力。”
“搞科研是需要富有冒险精神的。”康继昌深有感触地说。在读研究生期间，他修过一门哲学课，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并反复研读了《反杜林论》。“学了哲学，使我坚信唯物主义，信奉唯物辩证法；使我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使我相信事物永远是发展变化的。如果说是祖国令我勇于担当，哲学则令我敢于创新。”康继昌说。
两次创造“中国第一”
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检阅
康继昌的研究成果何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检阅？这还得从他两次创造计算机科技领域的“中国第一”说起。
上世纪50年代，康继昌以敏锐的科学眼光看准了数字计算机这个发展方向，参加了鱼雷快艇数字计算机901的设计与研制，并创新性地将数字计算机用于机载火控系统。1957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攻读副博士学位时，他就开始机载数字计算机的课题研究。1958年10月，中央正式批准哈军工试制“东风—113”（国防建设重点科研项目）。康继昌受命担任“东风—113”机载计算机研制组组长，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成功研制了该机的原理样机。作为当年中国第一台机载军用计算机样机的设计和研制者，康继昌第一次创造了“中国第一”。由于这项成果，1962年他被提升为副教授。
50年前周恩来总理视察哈军工时的情景，《哈军工传》一书中记载得十分翔实——
“从风洞实验室出来，周恩来不肯乘车，他沿着小路，踏着柔软的新雪，与大家谈笑风生地走向空军系教学大楼，参观基本研制成功的‘东风—113’计算机控制系统，听唐铎介绍说，攻克这一重点项目的是康继昌、陈亚希等几个年轻教员。周恩来仔细观看了这台国内首次研制的机载计算机，接着又参观了‘东风—113’的其他重点项目后关切地说：‘目前你们在材料和工艺上还有许多困难，要组织全国的力量攻关，搞这么大的任务，困难总是有的，但相信可以解决。希望你们能够带动全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1960年，康继昌被调到武器控制教学组，于是开始研究计算机控制新领域。在1960～1966年间，他培养了以戴冠中为首的一批计算机控制领域人才。1966年，国防科委批准“114机”立项，他又重操计算机旧业。在“文革”期间，康继昌一面接受“审查、改造”，一面潜心研究机载火控计算机（代号“114机”）。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康继昌曾几次受到错误批判甚至残酷迫害，但他没有沉沦。风雨无常，他早已看淡了名利地位。
1970年7月，哈军工最棒的第一系“空军工程系”整建制并入西北工业大学。新来的这家“东北人”挺“富”，说是一个系的建制，若论综合实力、人才水平、专业设置、物资设备，相当于一所航空学院的规模。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的加盟，令西工大航空系如虎添翼，同时哈军工众多精英人才的到来，也为西工大电子工程系计算机教研室增添了一支劲旅。康继昌便是从哈军工走进西工大的首屈一指的计算机专家。
1974年，他主持并成功研制机载数字式射击瞄准计算机（“SSS-1型数字式射击瞄准计算机”），通过国务院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鉴定，以我国第一台机载火控计算机载入航空史册。在西工大，他第二次创造了“中国第一”。主要由于这一成果，原三机部授予西北工业大学“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
1981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立，其第一届成员原则上是一所重点大学出一个，一个机部出一个。由于原三机部的推举，康继昌被聘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首届成员，并连续担任了三届，直至1995年离休。
1982年，康继昌高瞻远瞩，力克困难和阻力，创建了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在力抓学科建设的同时，教学、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前沿技术研究多管齐下、齐头并进，使西工大计算机系后来居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获得全国首批硕士点、西部地区第一个博士点。
离休不离岗，他至今仍坚守在科研岗位上，力促西工大计算机学院软件学科博士点、计算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建设。10年前，西工大计算机系就已进入国家队，计算机学科成为西部地区的“领头羊”。有趣的是：以戴冠中教授（康继昌的弟子）为首的计算机控制团队居然越过硕士点，成功申请博士点。于是，西工大一个系拥有两个博士点。后来，戴冠中调到自动控制系任系主任，接着担任了西工大校长。
自1991年起，康继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航空航天部先进生产者”等诸多荣誉称号。作为开拓中国计算机学科的第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家，康继昌把一生奉献给了计算机事业，为我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创造焕发科学生命
创新催生辉煌成果
博学不穷，笃行不倦。康继昌终生崇尚“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不懈探索。他一直奋斗在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前沿，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总能看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通过需求来引领计算机研究的未来。
高才捷足，独具慧眼。康继昌不仅注重计算机的设计和研制，还十分重视计算机的应用研究。继“114机”之后，他将该机用小型集成电路改造成“航空发动机试车台数据处理机”和“小型集成电路计算机”，于1978年获得两项全国科学大会奖。随后，他主持研制的“622A小型通用计算机”和“626FFT实时信号处理机”，均获部级科技成果奖。
一切都在变，不变的唯有献身科学、追求真理、振兴中国科技的信念。来到西工大后，他成为当之无愧的计算机专家。其间，他主持了多项国防“七五”、“八五”预研和各类基金课题。
打开康继昌科研成果简介列表，笔者赫然发现，自1974年开始他几乎年年获奖。比如，“NPU超大规模集成电路CAD软件包”、“红二乙制导站”、“PD-100并行仿真机”、“并行程序设计环境PPE”、“面向专用的并行处理技术研究”、“EP-860全互联多机系统”、“嵌入式机载RISC微处理支持系统”、“多媒体合同作战指挥支持系统”等，分别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航空航天部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奖等。
离休后的康继昌仍然坚持并行处理、光纤通信新技术的研究。2000年，他的“面向ISDN的并行多功能单板智能交换器”荣获国家发明奖。同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多项，如“大容量无阻塞高速网络”（专利申请号：931212901.1，第一发明人）、“基于共享数据的‘单程序多数据型’程序自动并行化方法”(专利申请号：96118769.7，第一发明人）、“先锋信令寻径式计算机交换网”（专利申请号：99115908.X，第一发明人）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小型计算机组成与原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和电路的设计原理》、《现代并行计算机原理》等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搞科研和教学生是我平生两大乐事。我的思想都可以贡献给学生，我的研究都可以为学生开路。”作为国务院授予的博士生导师，康继昌指导培养出来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百余名。其中，有的已成为中外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知名教授、博导；有的成为国内大型研究所的所长、总工程师，航空电子系统的领军者；有的则成为中外大公司的总裁、副总裁……“我的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成就令我感到无限欣慰。”康继昌说。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康继昌的胸中永远燃烧着一团创造的火焰，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最近一两个月来，好几次白天遇上了难题，夜半三更醒来就思考，产生了新想法、新灵感，解决了白天的难题。”他幽默地说，“哪一天见马克思我不知道，但是，只要可能就继续搞科研，遇到困难就是创新的好机会。”
发现和创造，是科学家的永恒追求。提起今年春节期间的重大突破性研究，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令康老瞬间如孩童一样。“十分偶然，或许这是计算机学科与生物学科交叉碰撞带给我最大的创新吧。”他说，“为什么激动？因为我这辈子也没有作出比这更大的贡献，因为这一贡献将可能造福全人类！”说罢，康老不禁抚掌开怀，而他的双眸一如山涧里的清溪，是那样的纯净而澄澈。
就在结束采访、与康老握手道别的当儿，笔者的耳畔突然回响起这样的诗句：“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康老没有吟诗抒情的爱好，然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也许能够表达康老炽热深沉的赤子情怀和淡泊高远的人生境界。（原题为：计算机科学家康继昌的爱国情怀）
《科学时报》 (2010-4-9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