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3-15 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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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岭谈教育:教育改革重在切中时弊突出重点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谈教育系列报道之七

《科学时报》:在前面的系列报道中,你详谈了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农民工教育等诸多问题。现在网上已登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你对此纲要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任玉岭:据我所知,这个纲要是集中上千专家工作了很长时间完成的。应该说这个纲要已汇集了很多人的智慧,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
 
这次的教育改革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进课堂、当学生、了解教学情况,连续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我们一部分国务院参事,也曾为这次教改方案的制定,按照领导要求“回母校、进课堂、当学生”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过一些意见。
 
在我看来,这次的教育规划纲要时间跨度大、涉及方面较广,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要改的事千头万绪,纲要征求意见稿对此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应该说十分全面。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项工作一定要切中时弊,抓住重点。就像经济改革那样,因为切中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沉闷局面,提出了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走市场经济道路,一下子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教育改革也一定要找准问题,切中时弊,并抓住重点,还需要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
 
《科学时报》:那么什么是当今教育发展中的时弊?这方面的认识能得以统一吗?
 
任玉岭:由于每个人的阅历不同和所处地位不同,肯定对教育发展中时弊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就拿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现在有人提出“中国的大学太多了,要防止过度教育了”,还说“过度教育不利于社会稳定,国外早已注意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大学太多了、是不是过度教育了,这是需要用事实说话的。我为什么提出要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我们认真地查看和对比一下有关数据,用数据来说话,我想那种教育过度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国公民教育的年限为10年左右,而6岁以上人口在日本受教育年限为15年,韩国为16年,美国为16年,英国为17年。从适龄人口的高等学校在学率看,我国2006年达到22%,日本适龄人口大学在学率为57%、韩国为91%、美国为82%、英国为59%、法国为56%、澳大利亚为73%。从高等教育学生占总人口的比率看,2006年我国为1.78%,日本为3.20%、韩国为6.57%、美国为5.89%、英国为3.85%、法国为3.48%、德国为2.71%、澳大利亚为5.13%。
 
改革开放初的1986年,我到美国硅谷去考察,在电子产品生产线上我问了几个工人,他们都是从大学毕业的。而我们呢?在产业大军中,2006年,在制造业领域,小学初中文化的占64.2%,高中文化的占25.2%,大专以上的占10.5%;在建筑行业,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的占70.8%,高中毕业的占19.6%,大专毕业的占9.6%。
 
受教育水平如此之低,正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怎么能说过度教育了呢!
 
去年中,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初稿征求意见时,我就提出了要切中时弊、突出重点问题。当时我提出3个时弊,一是教育的严重不均衡问题;二是义务教育阶段负担过重问题;三是教育的行政化问题。
 
就我所知,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是反对教育均衡发展的,当你提出均衡和公平问题时,他会说你要“杀富济贫”,要“削峰填谷”,这就是教育改革的难点,但也彰显了强调切中时弊的重要性。从社会发展来讲,我们本来有些地方经济已经明显落后了,如果这些地方的青少年在教育上再被拉大差距,那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将会更加落后。我们的区域统筹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将会更艰难。
 
教育是靠财政支撑的,由于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造成了教育均衡发展步履维艰。我曾经在美国专门考察过财政支出,美国国家财政主要投入教育事业、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残疾人等方面。去年我在澳大利亚考察时了解到,地方的学校全是由国家投入、国家统包的,是不需地方政府投入的。而我国现在的义务教育还是以县为主,国家财力有很多还是用在项目建设上,很多税收从发达地区收上来,最后又多随项目建设回到发达地区。这样一来,县财政好的,学校就好,县财政困难的,学校条件就很差。这与教育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
 
《科学时报》:现在把教育改革发展方案公布于众,就是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做有利于形成共识、统一对时弊的看法、抓住改革发展重点,你认为教育改革发展重点应该放在什么上面?
 
任玉岭:为解决好教育中的时弊问题,我认为教育改革一定要狠抓以下“三个三”。
 
第一个“三”,要狠抓三个突破。
 
一是突破民办高等教育。前面我已经谈到了民办高校在国外占60%,而我国民办高校还在夹缝中生存。没有民办高校的崛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就缺乏动力,高校的发展就缺乏竞争力。我们应在民办高教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要敢于拿出若干国有名牌大学和部分地方大学,将其推向社会,走民办之途。既然是民办,就要像国外的民办高校那样,让其有充分的自主权,自选校长、自定规模、自主招生、自设课程。
 
二是要突破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上不来,整个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将难以提高,它所影响的不只是工业发展问题,还将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具体的说,就是要通过招生制度的设计,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让人们逐渐形成到职业院校就读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观念。
 
三是要突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的欠债较多、人口密集、学校较少,一定要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有大的突破,特别是教育投入增加后,一定要重视对中西部的加大投入,并力争做到所有高校资源都能全国共享。
 
第二个“三”,切实做到三个取消。
 
一是要坚决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高校级别的推出极大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教育事业更加浮躁,行政化倾向更加严重,校内校外都出现了官本位问题,危害十分严重。
 
二是要坚决取消基础教育中的重点学校名称。重点学校不应该人为地去设定,也没有必要评选和命名。很多优质学校要么是历史沉积下来的,要么是因一些特殊政策和资金的特殊支持陡然产生的。在教育事业发展的长河中,仍将会有不少优质学校产生。我们政府一定要给各个学校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专设重点学校,不让重点学校吃偏饭,这不仅是教育公平的需要,也是降低教育浮躁和学生负担的手段之一。
 
三是要坚决取消择校费,打击不合理的乱收费和要求学生家长一定要给学校“自愿赞助费”等。择校费是造成很多学生不能就近读书的总根子,也是教育领域腐败案件的总根源。特别是首都学校大量收择校费,还导致了对全国的不良影响。因此,取消择校费一定要从首都做起。首都高官多、权贵多,高官权贵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子孙要到某些优质学校去读书,就使国家的政策向这些学校妥协,使这些学校置身于政策之外。
 
第三个“三”,做到三个标准化。
 
一是做到教育基本规模的标准化。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没有幼儿园,很多地方孩子要跑几公里去上学,很多地方高中紧缺,很多地方大学设置过少,对此,教育改革应该有一个说法,如何使这各类学校适应当地人口的需要,应该设定一个基本标准,对财力达不到标准的,国家应给予支持。
 
二是做到对义务教育的教学条件和学校环境标准化。根据现在广泛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学生受教育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应设定义务教育的班额标准、住宿条件的标准、食堂有无的标准、厕所改造的标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大力推进各类学校的信息化进程,设定信息化标准,尽量普及多媒体、计算机,地方没有条件解决的,国家要千方百计给予支持,使其达到应达到的标准。
 
三是坚决落实课程的设立标准。我们早就作出规定,小学三年级一定要开外语课和计算机课。但是由于国家没担负起这一标准的支持和扶植,致使很多地方的小学生毕业了还不认识ABC,还没见过计算机。这个问题是起跑线上的问题,这方面拉开的距离,是终生难以追赶的。国家应该重视所制定标准的落实情况,并应以必要的措施保证标准的执行。对困难地方实在达不到课程开设标准的,教育部要掌握情况、研究对策、妥善解决,绝不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无所作为。
 
《科学时报》 (2010-3-15 A2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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