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任务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出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历史只有一百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在过去十年中，我国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反思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无不与缺乏完善的制度建设有关。因此，我想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是全面完成上述目标和发展任务的根本制度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规划纲要对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提出了三条：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下面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首先，各级政府要明确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职责，政府应更多地在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对教育工作和学校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不同性质的高校应实行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避免千校一面的情况出现。要改变一些地方不考虑条件和基础，盲目追求办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到处找关系争取硕士点、博士点的情况。大学应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培养目标、办学特色的差异。政府的政策应激励各类学校办出特色，均衡发展。

 

关于扩大办学自主权，多年来不少大学校长作过不少呼吁。依我个人的经历，觉得这无非是指在人、财、物的管理上政府各有关部门统得太多，管得太死，使学校办学的很多方面(教学科研、招生和学生管理、人才培养和使用、经费使用、行政管理等)缺少自主权，导致效率低下。

 

对于大学本身的治理，我想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避免在管理领导层上出现多中心的情况。学校行政领导的重要职责，一是确保校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平衡，实行“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校务公开，民主管理，确保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二是在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平衡，确保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极需改进校长选拔任用的办法，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有教育理念的教育家。

 

大学的内部管理，例如院系的构建和管理权限，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体制，总会计师制度和审计，教学和科研的绩效评估等，不少还在探索之中。但都应把大学章程和相关的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一个大学的章程，应该是该大学的宪法。一旦经过实践总结，成为章程，就具有学校大法的作用，不应因校领导的变更而随意改变。师生对学校各部门的职权、学校学术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和职责、院系的设立与运转等，也就一目了然。现在部分院校，比如在新的院系和学科的设立上太随意，所以在谈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也应有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和必要的监督。

 

目前由于各种评估太多过滥，大大削弱了评估的价值和作用。各种大学排名，已成为不少中学和高考生择校的标准。记得哈佛大学的学生去年初在哈佛学生杂志上发表题为《最后一次排名第一——哈佛大学应当退出大学排行榜》，他们认为，“哈佛应该利用它的名气和影响力，通过退出排名的行动来削弱排名的重要性”，并指出“高等教育领域是非常多元化的，根据一个标准化的体系为大学排名不能提供学校的准确信息”。我们应推进的是科学的专业评价，以促进大学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把办学质量放在第一位。须知，大学本身的不少方面是很难量化的。

 

大学的一切制度建设都必须围绕大学的核心任务进行构建。在当前社会上充斥急功近利、浮躁作假、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情况下，让教育回归它的本意，使受教育者不光有知识，而且有完善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大学的制度应确保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倡导优良学风，弘扬大学精神。大家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每年诺贝尔奖揭晓之时，媒体会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何时能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我对媒体说过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须知，诺贝尔奖不是钱堆起来的，孕育它产生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恰恰为我们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所忽视，或至少重视不够。我们现在大学的“土壤”不够肥沃，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和“农药”，教育者或领导的责任就在于要好好改良“土壤”，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老师能安心教学和从事科研，学生能刻苦学习，培养才能。也就是说学术界要在制度上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注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你也许很难预测第一个诺贝尔奖在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出现，但如果学术界不再如此追求短期的成果，不再满足于出几篇SCI论文，真正能静下心来探索科学、做学问之时，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只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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