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都要进行全社会大考核，大学也不例外，考核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切身利益。激烈的竞争加上不科学的考核评价，使大学教师们已经无法承受“板凳宁坐十年冷”之苦，在利益和机制驱动之下，他们开始卷入“大快好省搞科研，争分夺秒追利益”的行列之中，工作重心转向了“搞”科研，也“搞”出了不少名堂。
“搞”出成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凑热闹、跟热点，社会上什么问题热就研究什么问题，这样一来迎合了媒体、刊物的胃口，容易出“成果”，二来保持了科研的新鲜度，容易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年”学者，如在奥运年要思考奥运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纪念年要思考改革开放的事情，建国60年一定要思考、总结60年的成绩与不足……
另外，近些年来一些高校为了科研，把“科研”的概念给理解歪了，“科研就是论文，论文就是科研”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于是论文成了教师工作中的第一要务，中国大学迎来了全员写论文的时代，没有时间写就开始剽窃、抄袭、造假，最近沸沸扬扬的国际期刊一次性撤销70余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并将作者所在高校列入了黑名单，这可以算是2009年度我国高校科研开的最大的国际玩笑了。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不少大学规定，在学年考核、职称晋升等当中著作的分量要重于论文，因此很多人忙于写书，产生了诸多“砖著”，笔者知道在法学界就有一“高人”，年龄四十出头，但“砖著”数量却达三四百部（种）之多。在笔者学习、工作、考察过的几所大学里，也有不少忙于“砖著”的同志，据说一个假期出一本、一个学年出两本“砖著”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有些写不出“砖著”的教师就转写教材、工具书，因为教材、工具书是对一些理论和知识的整合，无须太多原创，这样也出版了不少漏洞百出的市级、省级、国家级“优秀教材”。
在笔者看来，出现诸多科研怪现象的原因，在于与大学科研紧密相连的科研评价制度。目前我国大学科研评价：第一是行政评价，而不是学术评价。评价科研成果水平高低，我们要通过各级科研管理部门、政府部门发红头文件组织评奖来确定，说你的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就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说你的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这种评价一般都在校内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或者说在有限的领导间、教研室之间进行，只有极为少数的评价才会请国内的学者参与，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工作而不是促进学术繁荣。
第二是短期评价，而不是长期评价。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大学教师在短时间内都有新思想、新理论、新发明、新创造，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出科研成果，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科研，用几年几十年都出不了科研成果，甚至有的科研会以失败而告终都是常见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一些难度大的课题也是不容易突破的，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不乏有失败的例子。短期的科研评价使得本能产生的一些重大原创性成果被考核机制湮灭了。
第三是数量评价，而不是质量评价。自“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先生提出“刺激性计件工资报酬制”之后，我国大学在科研评价中广泛应用这一制度，连泰勒先生本人都没有想到。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些年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逐年提高、成倍增长，按国际三大检索工具统计，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总数已居世界前几位，出版的学术“砖著”也名列前茅。但这些成果的参考率和引用率却并不靠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果也是低得可怜。
第四是简单评价，而不是多样评价。我们目前的科研评价只看中数量和级别，看在SCI、EI、CSSCI和核心期刊等上发表了几篇、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几部，承担的课题数是多少，看国家级的课题有几个，省级的有几个等等，对一些科研团队也要按人头考核，忽视了科研成果的不可分割性，严重挫伤了团队的内聚力。科研评价也不注意一些特殊科目的学科属性，按一个标准强制要求。如美术教师创作的画、音乐教师的歌曲、设计教师的创意设计等都没有纳入科研评价范围。
在笔者看来，这些科研和科研评价除了救活了几个造纸厂和印刷厂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不能尽早改革，我们的大学会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
（包万平为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金波为唐山师范学院玉田分校教师）
《科学时报》 (2010-1-8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