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魏征传》记载：唐太宗在魏征去世后感叹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这里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表明历史是思想的源泉、智慧的渊薮。细思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过程就是一个鉴“往”知来的过程。易言之，学术研究总跳不出“过去”的手心。
“过去”是指“此时此刻”前的任意一个时刻或者时间段。严格地说，人所看到的一切，或曰目之所及，皆乃“过去”，因为光速不是无限大，光信号的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每天所看到的一轮红日，就某一刻而言，都非“此时此刻”的太阳，而是8分多钟以前的太阳。太阳光从太阳到达地球需要8分多钟。所以，人类可谓始终生活在“过去”之中，未来只能永远是人们心中的“玫瑰”。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与芸芸众生一样，也身陷于“过去”而不能自拔。他们从事研究的专业知识，是从“前”人那里得来的。教材学习是研究者获取专业知识的基本途径，而进入教材的知识无一不是前人的总结、发现和创造。就科学观察来说，“过去”的影响也时时、处处存在，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已有”的理论决定了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东西。
学术研究中的参考文献，也无一不是“此前”的知识。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中搜集有关资料，整理出23本，计有1472页；他仅作过笔记、摘录的书就有1500 多种。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563本书。钱钟书《管锥编》的参考文献计有4000余种。他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举目眺望的。
科学研究中分析的对象，也是出自“过去”的。例如，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或借助于树木年轮，或依赖于地层沉积，或凭借于冰心钻探，或考之于气象记录……无不与“过去”关联在一起。再如，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究，也都是基于对“以往”经济数据的分析等。
学术研究者的研究经验，亦总与“过去”耦合在一起。所谓经验，就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的知识。从发生学的角度说，科学起源于经验。每门科学都要从经验开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如此，离开了人的经验就无所谓科学。这也决定了学术研究是跳不出“过去”的手心的。所谓的名师出高徒，以及高校中实行的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制等，都与此或明或暗地联系在一起。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过去”是学术研究的起始之所，是研究者展望未来所站立之所，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只能够让“历史”告诉“未来”，让“过去”演绎“将来”。在这一意义上说，研究者可谓是一手握着“过去”，一手绘画着“未来”——数往以知来；他们也可谓是“过去”与“未来”的红娘月老、媒妁冰人。
如果“过去”与“未来”是不对称的，则由“过去”寻觅和归纳出来的规律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对未来的预言中。而如果“过去”与“未来”是对称（或可视为对称）的，则可以由“现在”推知“过去”或“未来”。例如，1996年5月，国务院批准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天文学纳入其中。天文学家根据史书《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分析，周懿王登基那一年，在今天陕西华县或凤翔一带发生日全食，而且这次日全食发生在上午。经过天文专家的精密计算，公元前899年在我国郑州一带发生过日全食，因此认定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899年，而周武王经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至懿王元年的时间为147年，由此推断武王伐纣年代为公元前1046年。这一推测，后经过考古、化学、历史等方面专家的验证并获认可。
《增广贤文》有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学术研究中由于研究者“鉴古”的差异，形成了景象各异的学术流派。故此，笔者认为，“过去”是学术研究跳不出的手心，是学术研究者舞动的激情广场。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1-8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