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涌豪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09-7-29 13: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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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什么是学术前辈留下的真精神
 
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学术前辈的去世,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人们钦佩其道德文章,更对季老“三辞”(辞“国学大师”、“学术泰斗”与“国宝”称号)和任老“三不”(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与不挂名主编),交口称颂,引为典范。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赞誉往往止于外在的形迹,并未触及内在的精神,这使得两位先生的人格风范及其之于今天的意义,仍没有得到很好的廓清。
 
“三辞”“三不”最能体现季老任老人格精神?
 
以下“互相打架”似的评论,或可引为证明:一方面,近些年来,我们也不断听到有人称任老为“大师”、“泰斗”或“国宝”,但并未见他有任何辞领的回应,而激赏季老“三辞”的人,对此似也并不在意。另一方面,又不断看到有人替季老做寿,也未见他推辞或拒绝,且30卷《全集》,是他亲口应承出版,去世前刚审看了封面,但肯定任老“三不”的人,好像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相反多有夸扬。有心者不免要问,当我们称颂两位前辈的“三辞”、“三不”时,该怎样解释上述任老的“未辞称号”与季老的“出了全集”呢?我们对两位的评价,是不是用了两套标准?
 
问题出在哪里?忖之再三,觉得还是出在人们仅将此“三辞”、“三不”,视作最能体现二老的人格精神上了。其实,季老与任老,包括先前去世的钱钟书、王元化等前辈,他们最可敬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都体现在对人类普遍理性、中心价值与永恒意义的敬畏上,并一辈子服膺科学,追求真理。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正是这个除此无他,让他们得令名,享高寿,并以一个读书人的自在身份,安处于人世。如任老毕生从事哲学史、宗教史研究,直到弥留之际都没有放下学问。季老从来耐得寂寞,在别人含饴弄孙的暮年,迎来自己学术研究的再度高产。若问他们为何勤奋至于凌晨4点即起来工作,看看《竹影集》和《病榻杂记》就能知道,只因为这个世界,惟读书最令他们欢喜,最能吸引他们全身心投入。
 
与人丰处身俭,正是今天最为稀缺的高师风范
 
与此相关,是对学生的培养与督责。那样地用爱付出、用心关怀,以致追随他们的后辈很容易就做到了无犯无隐,然后以涓滴之续,成就各自的事业。多少年过去,学生们的感觉是,这种与人丰处身俭的温蔼做派,正是今天最为稀缺的高师风范。他们也关心整个社会读书风气的养成,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首先要靠文化的积累,一个人只有依赖勤奋和坚持,才能避免所学所用竟成两截的怠误,并最终成就相对完满的人生。
 
应该说这是极平实的人生,极普通的道理。但因为当下功利的社会,造成了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读书人对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开始有了别一种理解,七情交攻八方受病之下,他们的平庸与苟且发展得充分了,欲望与操守之间的平衡倾圮得厉害了,于是治学应有的问道精神不再被提起,甘坐冷板凳的自我期许不再受尊崇,更不要说越来越多的为人师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暗结潜规则;越来越不堪的抄袭门,不惜把人格降得比常人更低以自逞其欲。如此行之日久,且行之有效,遂使许多人将此视作读书人的常态;又因为制度安排的缺漏,更将其归因于体制。长此以往,习焉不察,直至最终失去对人格精神做“同情的了解”的能力——他们怎么就能做到这样的人去我取、人求我弃!这种不理解的心理折射,就是对上述“三辞”、“三不”集矢般的赞不绝口。
 
我们先前加诸前辈身上的许多赞誉,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殊不知在二老看来,这一切原本应该,本分而已。并以为,一个读书人只要坚持了这种本分,他就站住了,其他一切,真不重要。譬如,依照个人的性情,为人更沉静内向、没有场面气的任老,自然就喜欢亲书卷而远市廛,所谓“三不”,不过是他应对人事困扰的一种措置方式,也包含不愿意花人时间添人麻烦的谨重与自律。此时,如有人一定要送上赞美,尊称“大师”,他心底清明,不惹尘埃,自然觉得无需做什么特别的回应。而在浮华刊落,只以一颗平常心临事对人的季老而言,“三辞”是他质疑社会、概见性情的真表白。但因晚辈的礼敬与盛情,或基于回看来路的老来常情,他觉得这寿也没什么不可做的,全集也没什么不可出的。要之,守大节而顺人意,对两位老人来说,此心此情,已无蔽无欲,人们正不须以此小处,论其大端。更应看到的,是他们的平章华梵,衡论中西,德慧并重,成己成物。而所谓“三辞”、“三不”,与其说是他们自订的标格,不如说是对不良风气的反拨。如此而已。
 
这就是前辈的真人格与真精神,也是他们的真性情。遗憾的是,时代在变,这样的人格精神日渐稀缺。赫拉克利特说:“驴子宁愿要草料而不要黄金”,如今人类似乎忠于眼前的青草甚于真理,这也是两位老人晚年多所担忧的地方。当真正大师的生命不可挽回地成为过去,如何不致人往风微、音沉响绝,如何让人们隔了悠长的岁月,仍可以深情凝望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觉得,脱弃外在形迹的张扬,开显其作为读书人朴素的生活态度与幽邃的精神内里,已变得非常重要。类似“三辞”、“三不”的出现已经说明,我们先前加诸前辈身上的许多赞誉,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既如此,高扬其人格精神,发扬其真思想与真性情,应是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事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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