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体育学院的校领导接连被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后，已经有家长担心从这样的大学毕业会让自己的孩子蒙羞。对大学而言，还有什么比学生家长的不信任和忧虑更影响其声誉呢？可是，时至今日，仍是大道、小道消息频传，却不见相关管理部门和当事者本人出面澄清或表态。
大学领导的学术不端之所以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仍有一定的神圣感和公信度。人们的关注中固然包含惊讶、义愤，但主要还是抱有希望的。他们不希望看到大学领导的负面榜样影响到其下级，造成层层效仿，变本加厉，从而危害整个大学的机体；也不愿意看到，这种负面榜样进一步地影响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使作为“培养对象”的学生干部从一开始接触到领导层就将一切都看透，迅速变得“务实”，因而失去了青年人所应有的幼稚、单纯和理想主义。
最近教育部部长周济提出对学术不端“零容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学术不端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领导人的魄力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所有对大学抱着希望的人们都等待着对学术不端“零容忍”的具体实例的出现。
当然，处理学术不端，仅有领导人的魄力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里，学术不端的治理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律和完善的机制。应该说，几所大学的领导所涉嫌的学术不端都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并且在不够完善的机制下受到变相的鼓励。
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位校长就利用了“课题组”的概念打擦边球。在他看来，只要是在同一课题组，那么相互的引用和抄袭，哪怕是重复率超过50%也不会存在问题。因为他自以为，在利益相关、彼此一致的情形下，没有人会自揭伤疤，相互指责和揭发的，何况他是同门师兄兼校长。而广州体育学院这位院长则干脆异地解决文凭问题。这种“异地解决”的“好处”是，既可以避开在本校攻读可能引起的不当获利的嫌疑，又可以将实际的从师学习简化为自己学习。而一个日理万机的院长既是冲着文凭来的，自然不可能费力费神地撰写论文，抄袭或变相地抄袭（所谓“过度引用”）就是必然的。
这两起大学领导抄袭案反映出的问题，说到底是机制问题。博士招生过程中的“宽进宽出”所提供的近水楼台，最直接的受益者便是大学内外的行政官员。甚至在有的学校，从未做过教师却有职务的行政人员的文凭远高于在职教师，形成另一种“倒挂”。原因是行政人员利用各种关系，争取各种名目的所谓“单考”或“准单考”的机会。而即便是底子再薄，只要迈入门槛，成为博士生，就不再担心今后的毕业，以及往后的升迁。
这里面牵涉到的首先是评价机制和标准。现有的评价机制和标准概括成一个字，即是“名”。所有大学的自我宣传中能见到的大多是与“名”有关，而这个“名”又被简单等同于数据。这是目前大学或学术界中大量名不副实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机制上出现的内部性的“单考”违背了教育公正的话，那些非常陈旧的课程考试方式则在消磨着考生的个性和研究兴趣。以此僵化标准，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破格录取仅有高中文凭的蔡伟升格入门就只能是少之又少的特例。
而现行的博士生培养机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淘汰机制。因为淘汰需要太多的环节，它与学校或导师的面子有关，与学位点的保存挂钩，与关系网或人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系列的关系又成为推行淘汰制的天然或后天形成的巨大障碍。所以，现在反而是研究生管理部门用行政的手段来推动淘汰制，学术性的淘汰由于没有相应的机制配套，倒成了被忘却的对象。这就不仅直接造成了博士生学术水平总体下降，让大学博士生的培养堕入“文凭越来越高，水平越来越低”的怪圈，而且为学术不端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改革大学体制，进一步完善机制在每一桩学术不端事件出现后都有人在呼吁，现在应该是在大学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具体落实的时候了。那么，就先从整顿学风，认真面对和处理大学高层学术不端的具体事件做起吧。
《科学时报》 (2009-7-2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