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根和茎顶端生长旺盛的部位，称为生长点。由于茎的生长点往往呈锥形，故生长点又称“生长锥”。植物个体的生长，有赖于其生长锥的生长引领。学术进步，犹如植物的生长，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那么，引领学术创新的生长锥是什么呢？从发生学的维度看，学术创新的生长锥可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实事生有。“实事”一词，动宾结构；实者，验实之意也。

 

“有”相对于“无”而言，指研究者通过“实事”所提出的“迄今”从未有人提出过的科学问题、科学解释、理性认识。

 

实事生有可分为3种亚型。其一，偶遇生有。譬如，1834年，英国物理学家科特·罗素（Scott Russell）一次在莱茵河上乘船时，看到船行时船前形成的“水堆”后，便目不转睛地进行观察。船停后，他发现水堆依然前行，于是就在岸边跟着观察，直至水堆消失。据此，他提出了“孤立波”概念。再如拓扑学的提出。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是东普鲁士的首都，普莱格尔河横贯其中。18世纪在这条河上建有7座桥，将河中间的两个岛和河岸联结起来。人们闲暇时经常在这上边散步。一天有人提出：能不能每座桥都只走一遍，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1736年，有人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大数学家欧拉。欧拉把两座小岛和河的两岸分别看做4个点，把7座桥看做这4个点之间的连线。这样问题就简化为能否用一笔把这个图形画出来的问题。经分析，欧拉得出结论——不可能每座桥都走一遍，最后回到原来的位置；他并且给出了所有能够一笔画出来的图形所应具有的条件。此乃拓扑学的“先声”。

 

其二，泛察生有。泛察，即广泛考察。刘勰《文心雕龙》有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著有《宇宙》、《植物地理论文集》、《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等。他一生考察过欧洲、北美洲、中美洲和西伯利亚等地，从直接观察事实出发，运用比较法，创立了植物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无独有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31年年底随贝格尔号军舰，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历时五载，终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学说。

 

其三，仪观生有。仪观，即仪器观察。英国学者托马斯·克拉普在《科学简史——从科学仪器的发展看科学的历程》中以大量的史事说明，科学仪器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写道：“新科学最后终于获胜，主要是因为它有了可以利用的仪器，其中望远镜和显微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微镜虽然是在17世纪发明的，但是直到19世纪才获得成功的应用，成为医学和地质学等学科领域极其重要的仪器。”生物学中细胞学说的提出，木星卫星的发现等等，皆为仪观所致。

 

第二种类型：缘有生新。指在“有”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新的有。其可分为4种亚型：逸有生新。即超越已有之“有”而生新。如原子结构模型：从汤姆逊的葡萄干面包模型（虽能解释元素的周期性，但不能解释光谱现象）到卢瑟福的行星模型（不能解释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光谱线的稳定性），再到波尔的原子能量的分立定态模型（可以解释其他模型不能解释的现象）。

 

仿有生新。即通过类比已有之“有”而生新。1924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关于物质波的论文发表后，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受到很大启发，通过光与实物粒子的类比——光具有粒子性、波动性，描述光的学科有几何光学和波动力学；粒子亦具有粒子性、波动性，描述粒子的学科有质点力学，并且几何光学相似于质点力学。——通过仿有，薛定谔于1926年创立了波动力学。

 

并有生新。即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看似矛盾的已有之“有”而生新。如物理学中波—粒二象性、地质学中的水成—火成论、生物学中的渐变—突变说、数学中的解析几何学等的提出，无一不是并“有”的结果。

 

溯有生新。溯者，追本溯源之谓也。如果说“逸有”是向前的话，那么“溯有”就是向后。微积分广泛应用后，数学家对极限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是一种溯有生新。为古人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的英国女科学家古道尔（Jane Goodall），在非洲的原始森林中对黑猩猩所进行的长达10年的科学观察，也是一种溯有生新。

 

古人云：“从日晕可明风期，视础润而晓雨生，从青萍之末知狂风起落，从晨露闪烁可见日月之光。”实事生有与缘有生新，是学术生长的旋律；“事”与“有”，呈现为生生不息的双螺旋构型，是学术创新的生长锥。锥破未知域，学术创新时；明了锋所向，科苑唱黄鹂。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城环学院副教授）

 

《科学时报》 (2009-7-10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