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写教材是“小儿科”，体现不出学术水平，但实际上教材才是最难写的书
6月2日，国内高校人文学科方面的多位知名专家聚集在复旦大学旁边的一家酒店里，目的是“推销”一套研究生教材，这套《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被称为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文科硕士研究生编写的学术入门指导丛书。
“硕士研究生的入门书，中国至今都没有。”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直言，如今大学越来越多，条件不一，水平参差，指导者的路数不同，不同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
国内几乎没有一个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有标准教材
在葛兆光看来，大学人文学科基本教育和专业训练三个阶段应该是“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而现在有些指导教师对三个阶段的教育没有区分：有时候把研究生当做本科生，塞上一堆“常识”便草草了事，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识的研究生要么对课程失去兴趣，要么以为“学术 ”不过如此，“研究”就是重复叙述；有时候又把本科生当做研究生，基本常识还不具备时，便传授种种偏方秘方，使本科生早早学会了出偏锋用怪招。
所以，葛兆光便有了策划这一套“入门”手册的想法，让作者针对刚刚完成本科学业进入硕士生时期的人编写，意在引导他们知道初步的“研究方法”，以区别大学阶段的“常识学习”。
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裕锴参与撰写了这套丛书中的《禅宗与语言研究入门》一书，他很认可葛兆光的看法，“全国各地的研究生培养，不同的大学可以说差别很大，有的学校能够保证质量，但有的学校就不能保证。特别是我们西部地区有的学校的师资条件、读书条件相对来说比东部要差一点，那些老师成为硕士生导师之后，指导学生的能力不完全具备，好多学生的视野也非常狭窄。”
新上任不久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特意来参加这套丛书的发行仪式，现在他还没有卸掉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职务。他告诉记者，国务院学位办早在2007年初就提出一个命题：今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重点是提高质量。
杨玉良透露，国务院学位办曾经专门做过一个关于研究生质量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现在培养的研究生当中，最优秀的那一批人比10 年、20年前还要优秀，但是最差的那部分比以前的要差得多。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学位办也在研究怎样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而当中有个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就是研究生的教材。
杨玉良透露，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有标准教材。许多人认为写教材是“小儿科”，体现不出学术水平，但实际上教材才是最难写的书。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几乎都是在剑桥、牛津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诞生的，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物理化学教材，1999年牛津大学再版时，已经是第48版，历年来经过了很多知名学者的修改。
调查发现，国内的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生到国外深造，难以与那里的教学“接轨”，非常基本的理论性课程还得从头学起。发生这种“回去补课”的怪象，正是因为国内没有研究生标准教材，他们此前的学习不系统、不扎实。
一打著作比不过一本教科书
葛兆光表示，人文学科不像自然科学学科，自然科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对还是错很容易搞清楚，但是人文学科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评价系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也不好评价哪个好哪个不好，尤其是在学校的层级、导师的水准和图书馆资料彼此不同的情况下，就无法保证学生共同的底线，“我们不是讲高线，高线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保证底线是老师的事情，老师不是在教天才，而是保证不出蠢材。但是人文学科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你无法控制学生的水平怎么样。”葛兆光在北大、清华、复旦都教过书，也在一些一般的高校当过老师，他发现不同学校、不同导师也差别很大，“有些已经到了不能接受的地步”。
葛兆光认为，由于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有可能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老师觉得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已经够了，不去看国际学术界现在的状况，缺乏方法训练的意识，基本上教的是内容，而不是方法，教的是自己熟悉的，而不是教国际学术界现在的状况，“老师会什么就教什么，就有点像复印机复印一份东西，越复印就越淡，以至于没了。老师的领域可能是一亩三分地，到了学生4个人分一亩三分地，一个人四分都不到，再下面的可能连一分都没有了。”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也颇有感触，“我们很多研究生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学科、这个专业研究的水平怎么样，它的前沿在哪里，在过去那些时日里哪些研究是值得去回味或者要去学习”，他认为研究生不是一般的学生，应该是在一定领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所以应该懂得这个领域的一些经典是什么，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它的前沿是什么，有哪些书是必须要去读的。
葛兆光一直很强调教科书的重要性，“一打著作比不过一本教科书”，在他看来，将来的学者是从研究生阶段过来的，最先受到的影响就是教科书，“教科书的控制力非常强，我们要教会学生，尤其是一年级的硕士生，和本科生不一样的地方。”
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葛兆光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认为一流学者不要写教材，认为一流学者写教材是身份的降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恰恰认为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负责撰写丛书中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他也坦言，现在很多学者不太愿意写这种入门的丛书，觉得这种丛书是浅显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作为大学的教员，教研究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够写这样的书，其实也很重要。”
葛兆光介绍，在国外，供研究生入门的书有三种编法。第一类是日本和美国等国大学采用的，选取经典文章、优秀的研究范文——比如在美国读研究生，老师会指定要读哪些文章，然后学生去买活页文选，装订成一本作为教材；第二类是概论教材，内容包含了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课题，其中最典型的是《牛津学术入门》；第三类是综述教材，主要介绍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这三种编法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对一年级硕士研究生还都有些缺陷，所以他把这套丛书的编法分成四部分，即学术史、研究方法、研究范例和参考文献。
葛兆光尤其强调了参考文献的重要性，甚至希望一本10万字的书要有3万~4万字是参考文献。他曾经到一个学校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你就根本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书，好像有些很偏的书，他也看过，可是最基本的书他没看过，这就要了命了，看着都不像论文，不知他怎么写的。”
在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入门》，最开始有30万字，其中书目就有10万字，甚至连一些国内外硕士的论文都包括在内，最后由于篇幅限制，不得不删到2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