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由MIT校长Susan Hockfield撰写的社论——《下一场创新革命》（The Next Innovation Revolution）。社论探讨了在物理和工程结合的第一次革命以及生物学方面的第二次革命之后，在生物科学、物理学以及工程学汇聚结合所产生的第三次革命中，美国在教育、研究资助等方面需要做出哪些调节。而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下为社论全文：

 

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在20世纪曾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商业。这使得我们登上了月球，并在通信领域引发了革命，帮助解决粮食及工业问题，而且带动了美国1950年后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这众多的进步源于20世纪早期物理学发现与工程学的结合。如果我们能调节教育和研究资助策略，来充分利用生物科学、物理学以及工程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众多新机会的话，那么美国就有望在21世纪类似的改变世界的创新中取得领先。

 

这场下一代的多领域结合，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阐明DNA结构，以及之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领域后续的基础发现而来的。这些发现创造了生物科学的一场革命，并驱动了重组DNA技术的发展，以及生物技术工业的开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遗传学和蛋白质组学信息爆炸引发了第二场革命，更深地加速了生命科学的创新。

 

这些革命播下了第三场革命的种子，将生命科学和工程学以及物理学用强大的新方式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分子生物学的创立者原来是研究物理学的，他们给生物学带来了新的分析策略和技术方法。随着基于数据和技术的生物学的前进演变，生物学家更多地与数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密切合作。虽然很多时候这种合作关系只是简单地表现在开发新的工具，工程师更多地作为服务提供者而不是像真正的合作者那样，为分析数据开发分析技术或计算策略。新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需求，包括分析日益变大的遗传学数据集合、理解细胞中分子间作用的复杂网络、以及在操控与测量分子及细胞事件中需求日益增高的解析度与精度。随着这些需求的提出，最开始作为便利性的多学科间联系，已经成为了繁荣发展的伙伴关系，正快速推进生命科学发现转为社会实际应用。

 

在MIT内部，近400人的工程师团队中的三分之一，参与了生物科学的工作。在很多领域，研究的前沿工作是由生物学家、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化学家推动的。MIT的Koch 癌症研究中心中的研究包括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工程师，他们一起工作来开发癌症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新策略。比如用纳米粒子来选择性地运送抗癌药剂到癌细胞，这样就将对健康组织的伤害降到了最低，这样的技术10年内就有可能进行临床应用。不断演进的第三次革命已经不出所料地创造了新的学科，且这些领域正不断膨胀。1996年，美国生物工程和生物医药工程博士是220名，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525。

 

今天，这种结合，已经在很多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发现和应用，这些领域包括生物医学、环境科学以及能源技术。推动这些革新将需要很多变革，从我们如何教学，到我们如何资助研究都需要进行改变。科学和工程学的学生需要更宽广、更综合的教育，这样他们才能在多学科领域顺畅工作。我们也必须寻找更有效的方式来评估和资助美国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推动NIH年轻研究人员项目中的跨学科研究。资助评审委员会将需要更多多学科成员，并且我们将需要改变某些规则和惯例，这些规则和惯例抑制了那些资助来源贯穿联邦资助机构和NIH部门的项目。最后，我们需要改变资金授予和管理的方式——在当前方式中很难为包含多名研究人员、部门或机构的研究弄到资金，这种困难是不必要的。尤其是，科学家必须说服公众、国会和奥巴马政府，资助贯通生命、物理和工程学的研究，是对人类健康、环境福祉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投资。 （科学网 徐青/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