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课题组涉嫌学术造假”事件吹皱一池春水，由此引发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等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除了“学生擅自挂名，导师并不知情”之外，近日，据媒体报道，涉嫌造假课题组的成员称，“只见过李连达院士两次”，课题组日常事宜均由他人代理。该学生称“数年内很少有机会被指导做实验，也没有被要求参与任何论文的写作”。

 

当记者向浙江大学求证此事时，对方称“目前校方任何回应均以年前公开的信息为准”。

 

那么，上述事件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孤例还是普遍现象？各方人士对此有何评说？记者走访了多位学生和老师。

 

 

某研究所力学专业的周雨晴（化名）已经毕业，接受采访时明显少了在读学生的顾虑。当被问到“为发表论文，你周围是否存在修改数据等造假现象”时，她的回答不假思索——“肯定有”。

 

一次，导师给她一篇博士师兄发表的论文，要她根据论文的程序方法算出更进一步的结果。周雨晴多次演算后，也无法得出该有的结果，找到师兄，对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最后的真相就是，这个论文是编出来的。

 

“师兄不怕东窗事发吗？”

 

“不会，导师根本不审查论文，主要是看看前言，对语句毛病把把关，至于实验过程和内容基本不管。”

 

她告诉记者，导师为了绩效考核，还经常强迫学生“馈赠”挂名。周雨晴发了一篇以自己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本可顺利毕业，但导师仍强迫她再写一篇以导师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周雨晴不读博士的理由是，不想再受导师的“压榨”——平时主要就是负责激光器的卫生，磨玻璃、跑厂家、买器材等杂事都要干。而她另一个学工程技术的师兄则更惨，导师在外面揽工程，师兄长期发配外地带领工程队充任“民工头”。

 

与硕士相比，博士生的境况会好很多。北京某大学材料物理专业学生杨易（化名）对于记者抛出的一系列问题，则显得很平静：“大家就是这么干，也正常。”

 

杨易所在课题组是这样分工：课题组负责人，也就是所谓的“大老板”，享有长江学者、享受国家津贴专家等诸多头衔，主要负责外联工作；真正负责学术指导的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返聘老师。

 

“外联”指的是利用自己的学术资源、人脉关系，为实验室争取更多的基金、项目，大老板一般不会从事学术科研。学生也要帮着写很多“本子”——各种项目的课题申请书。

 

对整个实验室来说，导师只要申请到项目，博士就可以根据课题背景做实验、写文章，“但主要靠自己，老师只提出一个方向和思路”。

 

“课题容易完成，一般都能交差。拿到课题就等于成功一半了。”杨易举了个例子：隔壁实验室的学生为了毕业发论文，拿着一个对材料有影响的趋势关系数据，就申请了课题。根据实验，这种曲线关系并不存在。

 

“我不敢断言他造假，但至少这种现象是不符合规律，经不起实验，至少说明实验是不严谨的。”他说。

 

因此，有的导师对国内学术研究情况很失望，经常告诫他们：“国内文章尽量不要看。”

 

“此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国内充斥着许多滥文章，引用一个假数据，会对研究工作产生误导。”杨易说，“我们也缺乏去伪存真的能力。”

 

“是否出现问题关键在导师”，杨易认为，“导师怎么做会直接影响学生。”

 

“现在大家争课题，发论文，压力很大。有时候老师逼学生出结果，学生迫于压力修改数据做手脚。没法说谁对谁错。”杨易对此表示一定的理解。

 

这也印证了来自中国战略科学研究院的一份调查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博士毕业生对学术不端行为者持宽容态度，分别有39%和23%的博士表示这种行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

 

当问到研究生和导师之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杨易叹了口气：“我也说不上来，只希望老师是正常的老师，学生是正常的学生。”

 

 

作为导师，如何看待由此引发的问题，记者连线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系教授胡悲乐。

 

胡悲乐从事大学教学科研工作已有35年，经常往返于国内外，对中美的科研情况比较了解。

 

胡悲乐介绍，在美国实验室，总是把钱、资源和机会给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把20至30岁这个年龄阶层突飞猛进的生力军推到最前面。他特别强调博士后是科研创新的中坚力量，往往是在博士后的5年间，会迸发出大量的创新成果。

 

而在中国，就胡悲乐所知，很多博士后往往成为了一个“带工头”，或者变成“代理导师”。

 

“很多研究生往往停留在‘工匠’水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打仗却没有全局战略意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国内大科学家、院士4到5年间可以培养60—70个甚至近百个学生，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绍荣曾经在英国、美国做过博士后，就他观察，在美国，院士一年也只招两三个学生，并进行实质性指导，论文一般也是把导师放在最后。高绍荣在费城学习时，实验室第一负责人，也就是他的导师，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坚持在科研一线做实验。

 

胡悲乐培养学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培养信心，在研究生入门之后的前一两年，他会给学生安排一些容易上手、技术性强的题目；到了第二阶段，他就会让学生把技术性的问题跟其物理寓意相结合，培养看全局面貌；到了最后，就进入“悟道”阶段，胡悲乐还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建立他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

 

胡悲乐所在大学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叫威廉·菲利普斯。“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学者，经常与教授、副教授和博士后在一起开会讨论，带头提问题，并没有游离于学术科研。”

 

“导师必须与他的研究生保持密切互动。”可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材料学教授周来生在国内的部分院校发现了不少遗憾，一些研究生进校以后，不是经历一个磨炼的过程，而是磨灭的过程。

 

“三年下来，把原来的锐气磨灭掉了，把原创力磨灭掉了，把潜力磨灭掉了，课题只能是过关而已。我觉得这个责任不全在于学生，导师也应负较大的责任。”

 

“现在国内研究生的导师点是设定的，设了就像发了执照可以营业。”周来生发现，一些大学的博士点实际上并没有合格的导师，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成熟的实验条件。“这是对研究生人才资源的浪费，是误人子弟。研究生学习三到五年内，如果不能达到创新这个高点，就等于在工厂里被盖上‘处理品’三个字，后半辈子的学术生命就磨灭了。”

 

周来生认为，培养研究生不是训练技术员，而是孕育和创造科学家的过程。导师的原创性在于命题的创新，导师把握着整个进程。他会向学生提出，毕业时，在他所做的小分支领域必须超过导师现有水平，而不是论文的数量。

 

“过分追求量化评价的恶果，就是让学生把心思花费在剪贴的拼凑工作上。”胡悲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