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大学似乎陷入了丑闻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论文抄袭、校园腐败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社会的批评和指责丝毫没有效果，反而不断有新的大学丑闻践踏人们的心理底线。于是人们开始麻木了，更有悲观者断言“中国的大学已经没有希望”。

 

但是在两个多月前，一则与大学有关的新闻却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终于确定。2009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聘期5年。

 

这则新闻所引发的热议持续至今，即使一个月后爆发的武汉大学腐败案也没有转移人们关注的目光，反而更加刺激了人们对未来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期望。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实现梦想的地方，这里没有多少历史包袱与传统框架的束缚，人们热望这里诞生一所真正的大学，为备受嘲笑与讥讽的中国的大学争一口气。

 

作为200多位竞争者中的胜出者，朱清时也成为媒体追捧的人物。据悉，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部门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选拔是按照国际惯例，借助国际人力咨询机构全球选择，并通过校长遴选委员会投票后，再由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据悉，除朱清时外，当时进入猎头公司名单的还有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而遴选委员会提名时，唯有朱清时一人获得了全票支持。

 

朱清时并非是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因为对高等教育理想的思考与坚持而为公众所熟知。获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后，朱清时曾经表示，他将把创办南方科技大学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创新机制体制，吸引华人一流学者乃至世界杰出人才加盟。近期这位63岁的科学家接受了记者采访，详细阐述了他对大学的理解和认识。

 

 

经济观察报：看简历，你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直到1994年才到大学工作。

 

朱清时：我过去是做科研的，1994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才开始搞教育，先后做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1998年开始做校长，做了十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十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教育改革。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想到要搞教育改革呢？

 

朱清时：现在回头看，我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刚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发现教育现状不理想，认为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内容太陈旧，教材不好，老师讲的也不是太好。我在国外的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知道国外大学的教材写得很精彩，学生都很爱读，而且教材更新很快，知识组织得也很好。相比之下，我们严重落后。所以我在中科大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去调查，回来编写新教材，进行教学改革。

 

经济观察报：效果如何？

 

朱清时：开始还行，后来推进不下去了。因为我发现，不是教材的问题，教材是表面的现象，是技术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应试教育。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都是灌输式教育，把学生是当作灌输的对象，不重视学生内在能力的培养。于是我做校长以后，就努力改革这个问题。做了很多试验，也做了很多工作，最近两三年我发现，这也不是根本问题。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呢？

 

朱清时：我们要做的改革，包括培养创新能力，素质教育，想了很多办法，喊了那么多年，没有效果。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从来不提这些口号，但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很有创新能力。于是我认识到，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机制和体制在起作用。2008年我卸任校长以后，角色换了，想回到教学和科研生活中去。这时发现，学术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老师和学生们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地萎缩。现在杂志比以前多多了，可是很少有人读了，即使读了也没有什么收获，因为极少有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多数是水分太多。也就是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即出版物由于缺乏内涵，没有读者，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印刷品回收，还污染了环境。

 

经济观察报：这种萎缩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吗？

 

朱清时：我还发现，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学术交流的兴趣都淡漠了。没有交流，新思想就不会有发展。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在国外的时候，学术界最大特点就是酷爱交流，在国际会议上主动和不认识的人交流，汲取别人的新思想。而现在呢，学术活动虽然多了，多数都是讲排场，都是请一些大腕做大报告，没有什么年轻人。不是因为大腕们有什么真知灼见，而是因为他们身份地位高。大家并不在意交流新思想，而是崇拜权力和地位，这是对学术的伤害。年轻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没有了，一方面是大家对新思想的追求已经没有劲头了，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新思想都要保密，害怕别人“抄袭”，自己埋头苦干，期待一鸣惊人。闭门钻研者往往一事无成，因为所有的原创思想都需要在交流当中不断磨砺才行。这些现实让我深深感到，现在学术界的创新能力不仅没有进步，而是在退步，在萎缩。这是为什么？

 

 

经济观察报：你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朱清时：答案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行政化。教育体制行政化的含义，就是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下级服从上级，谁的官大就听谁的。作为学术机构，大学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学术至上，追求卓越。在行政化的大学里，追求学术卓越的人地位卑微，于是大家不去竞争谁学术做得好，而是看谁的权力大、地位高。位高权重之后，包括教授职称、学术资源、学术经费、生活条件等等，什么都来了，何乐而不为？

 

经济观察报：这带来了什么后果？

 

朱清时：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特别是最近这十多年，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学术精神萎缩得很快。十多年前，给教授一个行政职务，他还会犹豫，怕耽误了学术。现在呢，一个副处长、处长的职位都会有好多教授去竞争。大家追求什么？崇尚什么？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能力朝什么方向发展。所以我现在才认识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其实都是浅层次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学校运转的中心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业的问题与现在教育的问题很相似，那是的农民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行政权力干预农业生产，其实是另外一种行政化，结果大家一点积极性都没有了，农业搞得一塌糊涂。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去行政化”，行政权力不再干预农民，农民自己来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农业就恢复了生机。工商业也是一样，建国之初实行公私合营，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发现这样做不行了，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各种所有制都可以搞，就是要焕发人们的创新能力。工农业的这些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大发展。

 

经济观察报：唯独教育没有改？

 

朱清时：因为教育没有改，教育的现状跟农村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效率，没有创造性。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体制改革，是去行政化、去官化，把学校的文化和风气扭转回到原本的状态。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整个机制应该让所有人去崇尚学术卓越，哪怕是个很年轻的小孩，如果他的思想很精彩，人们都应该尊重他。就像陈景润，当时他的地位虽然很低，可是他的数学天才让所有的人都尊重他。70年代中国出了一些人才，包括杨乐、张广厚、陈景润。现在的教育规模比过去大多了，民众的教育程度比过去高多了，反而没有这种杰出人才，更没有解放前培养的钱三强、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大师了。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到现在，得奖的一共有14人，其中有11人是1951年前毕业的。不是我们的人不行，不是我们的经费不行，甚至也不是我们的课程体系不行，我们的教授跟国外教授智商一样高，一样能干，但是不恰当的体制下教授发挥不了聪明才智，就像过去农民发挥不了作用一样。

 

 

经济观察报：你对教育体制的变革有何思考？

 

朱清时：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还是上世纪50年代借鉴苏联的，一直没有彻底改造过，这些年所做的主要还是修修补补的工作。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仅仅做些表面的修补。一种运行了50多年的教育体制，是该到变革的时候了！大家不要再纠缠于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了，而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学校重新恢复成为学术机构，让学者都去追求学术卓越，而不是追求行政晋升，崇尚真理，而不是崇尚权力。

 

经济观察报：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什么？

 

朱清时：就是去行政化，让大学重新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大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必须要有学术自由。如何保障学术自由？需要摆脱行政化干预。还有一条，就是学者自律，学者一定要严格遵守科学道德规范，有严格的自律精神，即使有人想弄虚作假，最终也是极少数。总结起来，就是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三者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比如，因为不是追求卓越，现在的学者自律差，出了那么多学术道德问题，有谁认真处分过？有哪一个像韩国的造假科学家黄禹锡那样因此而获刑？

 

经济观察报：去行政化后，必然出现的问题就是学校应该怎么运作，这又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呢？

 

朱清时：需要大学自治。大学被行政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界行政权力干预学校，症结在于大学的领导干部任命制度。所以，大学要自治，关键就是权力不要干预，让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进行自治。从欧洲大学的成长历程来看，一部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自治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中国不要权力干预很难，因为大学是政府出资办的。

 

朱清时：和其他领域不同，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懂教育，都有一套理论和想法，谁都想干预，许多人是出于好心来干预，只要一干预就完了。

 

经济观察报：那如何找到一种既由上级支持大学，又不干预大学的好方法？

 

朱清时：我们现在就是要设计这样的办法，一个切入点就是制定大学章程。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头有明确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但是该法的许多规定都没有落实，因为它没有规定对违法的惩罚，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力，谁都敢去破坏它。中国有几所大学有章程？据说清华大学都没有章程。个别学校有章程，那也不过是校内自己编写的规章制度，没有法律地位，没有处罚措施，随意性强，甚至校长、书记都可以随时修改，谈何约束力？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认真贯彻法律，每一所大学都要制订章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让所有的人都对学校章程心存敬畏。

 

经济观察报：你们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

 

朱清时：我们筹办南方科技大学，首先就是认认真真制订章程。我到处请专家帮我们来制订章程，而且将由深圳人大会议通过这个章程。深圳是特区，有立法权。这样我们将来就可以依法治校，行政权力在大学章程面前要止步，因为这部章程是有威慑力的，是有惩处力的。大学要自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政府出资办学的背景下，大学自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才能保护自治权利。

 

 

经济观察报：在有了章程之后，一所大学在内部管理上怎么做呢？

 

朱清时：作为学术机构，大学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干部级别，所有的管理者都能上能下。但是行政管理岗位一定要有高报酬，让这些岗位有足够的吸引力，精英愿意来做，但是他们的角色就是严格依照规章来管理，不能用行政化的办法来发号施令。管理者没有权力支配教授，而是要根据教授的需要提供相应服务。管理人员不能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去干预教授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就叫做“教授治校”。不是说每个教授都发号施令，而是他们集体酝酿出来的思想跟决策成为学校的主导。

 

经济观察报：在这样的体系中，校长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朱清时：第一，校长应该是教授们选出来的，校长不能“空降”。在校长遴选过程中，一定要听取教授的意见，使校长真正成为教授们的代表。既然是教授们选出来的，就要对教授们负责，如果不对他们负责，教授就有权利罢免、更换校长。这和“空降式校长”完全不同。这是教授治校的决定性环节。第二，校长要善于民主协商，在学校重大问题上与教授们商讨，真正反映教授们的集体意志。所以，教授治校和校长治校不矛盾。梅贻琦说过，教授开会的时候校长只是端板凳的，但是这一点也不意味着校长就没有权力，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教授都有权力，教授治校意味着教授们的集体权力被校长代表了。

 

经济观察报：既然校长要善于倾听教授的声音，代表教授的声音，这就需要校长是一个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

 

朱清时：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

 

朱清时：教育家就要懂得教育的规律，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高校都忘记了这个根本，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啊。结果教育的根本遭到了破坏。所以，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经济观察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处理大学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呢？

 

朱清时：大学一定是要高于市场的。大学不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就失去大学的精神了。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引领社会文化，大学应该是思想高地，社会前进要靠大学去引领。就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的那样，大学就是“仰望星空”的。有了仰望星空的人，才能引领文化。我们往往认为大学办产业是借鉴美国的经验，其实不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等学校，大学只是一个思想库，有凝聚力，创新的思想为产业创造了机会，并不是大学在办产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时候，该校有五位教授发明了半导体激光光谱议，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公司进行商业开发。该校同意他们办公司，但是他们的公司要和学校完全脱钩，不能与学校之间有利益牵连。

 

经济观察报：可见这些学校把学术、政治、经济分得很清楚。

 

朱清时：政治家、企业家都很伟大了，对社会贡献很大，但是不能跟学术混淆。学术要跟金钱和权力脱钩，才能保证学术纯洁，学术自由。大学就是追求学术卓越，不能跟金钱挂钩，也不能跟权力挂钩，这样才能保持大学的纯洁。说到底，办企业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学校的文化和精神应该是面壁十年，清心寡欲，专心把学问做好。这两个是完全矛盾的。学术不能受金钱和权力的干扰，金钱和权力不能引进到学术中来，否则学术必然受到伤害。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大学改革的困难？

 

朱清时：大学改革是很难，尤其是老大学要改造很难，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和人员包袱，中国需要很多新大学。现在在全世界，有好多新型大学一下子就变成一流了。

经济观察报：包括现在的香港科技大学，二三十年就成为亚洲的名校。

 

朱清时：因为新大学没有包袱，完全可以按照新的模式来做。中国也是一样，我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将是新大学按照新的体制运作，老大学按照旧机制运作，慢慢地新大学的水平会越来越高，而且新大学走到前面以后，会逼着老大学会进行改革更新。当然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对南方科技大学充满期望，你们能否走出一条新路？

 

朱清时：未来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最大作用，就是先让大家看一看，大学原来可以这样办。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已经遇到了许多困难，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困难险阻，也许我们不一定能最后成功。过分被关注的，反而困难重重。南方科大的最大作用可能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引起更多的人进行这样的探索，但也许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新大学，因为不被注意，反而可能会走得更远，甚至最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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