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人以独特的视野和自身的经验观照中国文化，以不同的方法予以‘栽种和保护’，这本身就可能成为别样的‘心灵陶冶’。”于10月30日在京开幕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致辞中说：“如果说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对东方智慧的吸纳是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层面，那么中国学界对世界汉学的反刍和回应则可能进一步推进‘跨文化’的沟通。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交流，恰恰需要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胸襟。”
高利克、孔汉思、罗多弼、鲁惟一等70多位海外学者和汤一介、乐黛云、李学勤、刘小枫等100多位本土专家，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参与研讨，各抒己见，奉献自己的研究心得，他们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汉学的发展水平。
“汉语热”成“全球化”标志
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汉语热”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标志。这不仅有韩国作为典型的例证，即使在欧美，汉语也已经进入一些中学的外语类选修课程。对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而言，是否拥有汉学教席、是否开设汉学或汉语课程、是否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合作和交往关系，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尺度。
而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的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学者，海外汉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领域。
进入21世纪，为适应世界各国家、地区人民学习汉语的需要，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和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自2004年11月21日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以来，目前已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0多所孔子学院和200多个孔子课堂。
2007年3月，为推动双向互动的文化对话与文化理解，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发起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大会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几乎囊括了世界汉学界所有顶级专家学者。与会专家与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决定共同构筑高水平的汉学研究平台，定期举办世界汉学大会。
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世界汉学大会将成为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定期论坛，并借此打造团结世界汉学家的标志性平台；在汉学领域扩大国家汉办及中国大学的影响，增强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中华文明对于构建世界文化新格局的价值，突出中国主流学术作为对话主体的地位。”
时隔两年半，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如期在京召开，大会设“汉学与文化对话”、“汉学与历史研究”、“汉学与中国文学”、“汉学与汉籍传译”、“汉学与中国戏曲”、“孔子学院论坛”六个分题，同时还组织了“出土文献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两场圆桌会议。而为会议主题“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点题的两句名言，分别是《周易》中的“同归而殊途”和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此路亦彼路”。
“大会可以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聚在一起深入交流，很多人都会谈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怎么想，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不一定一次就解决，可能会有很多争论。但能知道争论的问题在哪，就非常有意义。”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传播始终没有更好地开展，往往满足于表面的文化传播，没有向外国展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内容，而世界汉学大会则是一种深入展示中国文化的形式。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大会致辞中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全球孔子学院共开设各种层次的汉语课程8000多班次，注册学生20余万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00多场次，参加人数250多万人，汉语言文化传播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她认为，2007年春天的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播下了种子”，而2009年金秋季节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则“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汉学本是跨文化交流产物
在世界文化地理的版图上，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是一个颇为古老且仍然发挥着重大文化功能和深远影响力的学科。在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看来，汉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比如中国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甚至中国医学等，都可以包含在汉学中。
纪宝成说：“汉学的对象是中国，其研究方法、学术传承及文化视角又不同于中国。海内外学人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目的都是找寻中华文化之真谛，帮助人类。这种同归而殊途，恰好不断成全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生，从而成为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的典型范本。”
相关资料显示：如果从日本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算起，汉学的地区性历史已足有700年。在高丽，由于中国文化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汉学的精确开端倒显得难以清晰厘定，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之主导性的明证。
如果从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算起，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汉学亦有400余年的历史。这一非学院化的传教士汉学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400年来不绝如缕。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诱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为欧洲的现代性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
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国的第一个汉学教席设立于1857年，英国设立于1876年，德国则设立于1909年。北欧国家虽然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一方面结合既有的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专业汉学的教席大大晚于欧洲，但其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汉学的勃兴提供了独特的背景。由此，汉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匡限于语言、历史、思想和文化，而是进一步拓展为全面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如果从美国的汉学算起，那么“中国研究”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和探索，也已有近60年的历史。
“汉学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认为，汉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潮流的产物，“国际上的汉学是在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开始接触、碰撞和交流的时候诞生的。这种交流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重识经典：汉学发展新契机
据悉，目前我国已经汇集了50位世界翻译专家来共同完成《五经》的英译工作，同时计划用5年时间将《五经》翻译成法、俄、德、阿等8个其它语种。被誉为“欧洲大陆道教研究第一人”的荷兰籍汉学家施舟人，将领衔主持整个英译本《五经》的翻译工作。
“把《五经》的翻译提到议事日程，是对中国古典思想的重新温习和挖掘。‘简帛’的出土，进一步引起了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重视原始经典应有的意义，大概会是汉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汤一介在学术发言中提到，汉学研究出现了更重视中国文化经典的趋势。
“重新发现中国经典，我们将有新的汉学。”李学勤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历史上被喻为‘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和学者，首先探索和研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经典文献，首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的殿堂，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我国从明清之际到晚清，再到五四前后，都出现中学、西学的讨论，后来有“国学热”。著名学者王国维、钱穆先生，力主“学无中西”。而在西方，汉学界对怎样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的讨论也从未断绝。
李学勤认为，就具体的知识而言，“学”固然不分中西，但中西文化传统毕竟不同，跨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我们正处于王国维先生说的‘大发现之时代’，不久前我们建立了翻译《五经》的大课题，确是涵义深远。近几年新发现了先秦写本的《周易》、《老子》，西汉写本的《诗经》、《论语》，最近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简又有多篇《尚书》和类似《竹书纪年》的《系年》，这大量的新发现，为重新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也使汉学的发展有了新的契机。”
“我们不能跟着西方汉学研究走”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罗多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你去看看现在瑞典乃至全欧洲有多少人在学汉语，就知道大家对中国多么感兴趣了。各行各业的人都愿意多了解中国，汉学好像突然成了热门，总是有人来找我，请我去做电视节目的、请我写东西的、请我去讲课的……从我的事业的角度，我真要感谢中国的飞速发展。”
罗多弼告诉记者，他学汉学，是因为从小喜欢学外语，读中学时在电视中见到记者采访瑞典汉学奠基人高本汉时，立刻被这位学者儒雅的风度所倾倒，随即对汉语产生了兴趣。此外，他对国际关系很感兴趣，了解中国，也是学习汉语的初衷。
虽然汉学的诞生本身源于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对记者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跟着西方的汉学研究走。”他指出，中国文化实质上还比较弱，因此“我们要先发展好自己”。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则提出，要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他认为，汉学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不能套用，那种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做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的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借鉴外来的学问，但是问题的发现、问题的构建和方法的选择，应该建立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温儒敏说。
“虽然研究对象和某些方法大致相似，但海外汉学所研究的中国，与本土中国学科研究的中国，其价值需求、学术目标、问题意识等都有较多本质的差异。”北京大学教授陈跃红说，汉学对海外学者只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在他们心里，是找不到如本土学者那样关切国家民族命运、探究问题找寻出路的焦虑感的，他们只是挖掘中国的资源（文本），力图证明他们所关注的“普遍性问题”；而本土学者却须承担起更大更严肃的使命。
把握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
据报道，为满足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求，孔子学院正在努力开发40多种常用语言的汉语教材。教材和有关工具书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语种、不同文化的习俗，逐步普及到所有的语种中。
目前，国内现有63所著名高校设立了汉学教学专业学位，招收国内学生和留学生2000余人。汉学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对外汉学教学的探讨也是此次大会热议的话题。
刚刚从埃及使馆教育处离任的北京大学教授林丰民，在埃及工作期间推动了两所孔子学院的建立，一所是在开罗大学，一所在苏伊士运河大学。据其介绍，苏伊士运河大学专门拨出1000平方米的办学办公用地建孔子学院，硬件设备也很好。
据林丰民介绍，埃及已经建立的几个中文系很有特色。“第一所开设中文系的艾因·夏姆斯大学，曾经举办过两个汉语学习班，1975年正式成立了中文系，从那以后学生基本没有断过。2000年前后他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原来每个班十来位学生发展到100名学生。在我工作期间他们的规模更加扩大，最多的一届招300多人，甚至有一年有人因为怕报不上名打起来了。”
在林丰民看来，埃及这几年的确掀起了一股汉语热。但因为发展历史比较短，加上体制上的问题，汉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汉语办学规模上有成就，但质量还需提高。现在大家对汉学的需求很大，很多老百姓都愿意了解，特别是知识分子，但可读的东西太少，这对汉学在当地的发展是一个阻碍。孔子学院的教师除了负责教学之外，还肩负着宣传中国的功能。”他相信，汉语的基础打好后，将为汉学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拉多萨夫·普西奇也认为，文化宣传应该是孔子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作为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他曾对学院的学生作过一次调查，其中75%的学生表示学习汉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他建议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除教授汉语外，还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所了解，同时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并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
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汤一介提到：“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具有普适价值的思想，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新贡献。特别是在新世纪兴起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加注意到中国哲学的价值。”他认为，各个民族中的普适价值往往寓于文化的特殊价值之中，否定文化建设中的普适言论是十分错误的。“不承认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着普遍价值的因素，就可能走向文化的相对主义，各个民族之间很难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很难有共同的话语，更难就共同遇到的问题达成共识。”
汤一介指出，上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原殖民地民族和受压迫民族为建立或复兴本国，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从各方面自觉确立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正是确立独立身份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普遍主义思潮，认为只有西方文化的理念对现代社会才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各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各民族的特殊价值和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维护当今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其中，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相当多的学者特别注意论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其价值。
“当前的国学热重视我们优秀的长达5000年的历史文化，这是我们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克服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汤一介指出，对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珍视，但现在我们并未为这种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现状，我们并没有在学术和文化理论上为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认为：“我国学者今后应该关注各国文化的优长，学习它们的优点，为世界作出贡献。”
《科学时报》 (2009-11-3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