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每年10月，伴随诺贝尔奖的公布，人们总不会忘记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撇开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诺贝尔奖的产生需要什么条件？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总结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从个人素质来说，他们必须好奇心比较强，好提问题，或者说喜欢自问自答，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比较敏感。他们是辛勤的工作者，也是希望省力的“懒人”。比如，发明滑轮后，人们就不必搬运重物了。出于相同目的，他们还发明了蒸汽机、汽车、电动机、计算机、机器人和远程遥控技术。第二层面，从微环境来说，必须有优秀的导师和伟大的同事、合作者和伙伴共同工作，要阅读大师的著作。第三层面，是宏观环境。环境因素是指在一个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科技部门，它包括研究人员群体、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必不可少的用于科研工作的投资。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特别是在从事科研工作人数众多的环境中，成为优秀科研人员的可能性就更大。
对照近年来数百位诺奖得主的个人经历和工作环境，我们会发现萨缪尔森的分析是充满智慧的。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国内科学教育界取得了多项成就，总体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对照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我们依然有很多不足。这或许也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在摘取诺贝尔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的原因。
就第一个层面来说，毋庸讳言，仍未完全打破的应试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使学生难以提起对科学的好奇心。
就第二个层面来说，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迫使科研人员忙于在短期内可预见的技术和工程项目，疏于研究有风险的基本科学问题——而基础性科学问题是历届诺贝尔奖关注的核心；作为培养未来科学家的重要载体，在研究生教育中，研究生忙于导师交待的具体科研项目，而忽视了对基础性科学问题的检视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和科学家》一书作者伊什特万·豪尔吉陶伊教授曾说：“为了成为一名好科学家，需要基础广泛的教育，而且在科学家生涯中关键的一步是选好就读研究生的学院，包括选好的导师。除了候选者的天分和勤奋之外，这是顶顶重要的因素。”
就第三个层面来说，国家的科技投资虽有增长，但与GDP增长并不同步，科学文化浮躁之风盛行。
即便如此，我们也对中国本土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保持乐观的期待。伴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政府科技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科技教育条件逐步改善，新一轮教育领域的深层变革正在酝酿，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晨曦已经微露，中国科技正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那些有着长期研究积累、国际合作传统和创新文化积淀的重要科学领域，那些有着长期国际学习经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持续开展创新研究的本土科学家，有望在可预期的未来作出与诺贝尔奖比肩的成绩。
当我们对诺贝尔奖满怀期待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豪尔吉陶伊教授曾经的告诫，他说：“从事科学工作的目标直指诺贝尔奖，特别是从科学生涯的早期就这样做是徒劳的，也达不到目的。相反，科学家的目标应该是指向提出重要问题、解决问题，寻求理解各种现象，并且应该为了这样做能搞出答案或者得出意外结果而开心。”这种告诫，对个体科学家是有益的，对一个国家也富有建设意义。
《科学时报》 (2009-10-1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