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

 

今年8月3日，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家里，温家宝总理握住钱老的手，深切地说。早在两年前，年迈卧床的钱学森在温总理看望他的时候，提出要重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问题，培养途径是走科学与艺术结合之路。

 

“我每到一个学校，都和老师、同学们讲，学校和科研院所都很重视这个观点，都朝这个方向努力……您这次讲得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临走前，温家宝话语坦率而坚定。

 

对于钱学森，人们熟知的多是他冲破重重阻碍回国，开创共和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感人经历和重大贡献，而钱老晚年特别关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却鲜为人知。

 

重拾钱学森求学片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成长足迹恰好印证了他倡导的理念。这对我们的科技教育事业至今仍大有裨益……

 

 

1923年至1929年，是钱学森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当时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校位于北京城的宣武区，南邻的陶然亭则是一片荒野，但这段求学经历却让他终身铭记一生受用。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钱学森入中学时，校长是著名进步教育家林励儒（注：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林砺儒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在他的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成为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学校形成的考试风气与今天迥然不同：临考前从不紧张备考，绝不因明天要考试而加班加点背诵课本。“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

 

那是一段令钱学森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

 

对于这段启蒙教育，钱学森十分怀念：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把道理讲得很透，常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矿物硬度有十度，为了加深记忆，博物老师教给学生的“矿物硬度歌诀”，依序十种，合辙押韵，“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滑就是滑石，膏是石膏，方是方解石，莹是萤石，磷是磷石，刚是刚玉）。化学老师王鹤清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当时，化学实验室随时开放，只要跟实验室管理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进出自由。教生物的于君实老师，常带领他们去野外采集标本，教他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非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学生饱览各种课外书籍。有些课程用英文授课，到高中二年级就已开设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除学英语外，选修了德语，外语讲究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1991年钱学森在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颁奖大会上讲话时回忆说：“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当时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转眼，时光已淌过七个春秋。

 

在这期间，钱学森顺利地完成了上海交大、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钱学森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好点子）。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有没有创新，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goodidea。所以，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让人大开眼界。

 

钱学森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老师鼓励他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钱学森经常到物理系去听课，了解物理学的前沿，如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当时连原子弹都提到了；他还到生物系去听摩根讲遗传学；听化学系系主任L·鲍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讲结构化学，这些大师对航空系的学生去听课，毫不排斥，后来还成为好朋友。

 

学校给学者、教授，也给年轻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学术观点可以充分发表。学生可以向权威挑战，师生辩论，很平常。

 

一次，读博士的钱学森报告工作，有位闻名世界航空界的权威认为钱学森讲错了，拍桌子瞪眼，斥责他胡闹。钱学森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老师发脾气，就不吵了，等气消了再说，于是告别了。但这位科学家是崇尚真理的，把钱学森轰走后，想想自己不对，第二天跑到工作的房间，立正，还稍微带点鞠躬的样子，对钱学森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还有一次，钱学森参加学术讨论，讲完工作后，一个老头提了意见，钱学森一句话就顶回去了。老头坐下了。会后，导师对钱学森哈哈大笑：“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导师说，这是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又说，你那句话回答的好极了。

 

当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弥漫着创新的学风，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据钱学森回忆，“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也许正是学校里这种创新气氛成就了他随后发明创造的伟大事业。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带领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

 

现在钱学森虽年事已高，但仍密切关注着我国的科技事业。近年来，他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此，他深刻反思现行的教育制度：“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一位华裔教授跟他谈到，在中国，父母总关注孩子“考得如何”，而在美国，父母却总是问，“你在班里有没有提出什么冒尖的问题”，后者就是鼓励创造性思维，注重智能培养。

 

这让他深感忧虑。在他的中学时代，大家不讲究背书，谁要背书谁就没出息了，谁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晚上啃书本，让同学知道了，肯定会笑话他。

 

放在今天，这绝对是条新闻。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钱学森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也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讲座，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

 

钱学森现已96岁高龄，他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钱学森，人们常常把导弹、火箭、航空等词汇与他联系在一起。其实，对科学大师而言，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是如影相随地常伴左右，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只不过鲜为人知而已。

 

科学和艺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成就了钱学森的事业、生活和人格……

 

 

钱学森对文艺的热爱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早期教育。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学教育学，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让他学理工科，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他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兴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虽读理科，但也学习绘画，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大学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

 

1930年暑假，钱学森在家养病时，到书店买了一本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写艺术史的书，他不曾想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他，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当然，也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交大毕业前夕，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

 

参加这个协会，是他的同窗好友F·马林纳介绍的。马林纳除了研究航空和火箭，还是一个抽象派画家。钱学森给协会写了一篇讲艺术的论文，提交了几张艺术摄影作品就被吸收为会员。

 

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装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也很鼓励他“不务正业”，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摄影等，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这些才华很重要，在这方面钱学森比他强。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因为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而此时的钱学森，则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分别十年后，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回国。

 

每当蒋英忆及往事，仍回味无穷：“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即使在美国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里，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遣孤独和烦闷。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

 

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是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他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思维敏捷地说。

 

“好哇，我就是想听您的意见。”温总理亲切地说。

 

钱老接着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您讲的很重要。”温家宝频频点头，接过话茬，“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李四光先生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撰文介绍，钱老爱好广泛，平日常去参观书画展，对国画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他还对书法、诗词、音乐认识颇深，除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外，也喜欢中国佛教仪式和宫廷礼仪等古典音乐，引用诗词更是信手拈来。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钱学森深有感触。

 

他举例说，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钟情哲学、艺术，每天拉小提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为原子弹氢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汪德熙也是一位钢琴家；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还写得一手好诗，竺可桢、苏步青、李四光、高士其、李政道等人都不仅有广博的科学知识，还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古今中外的大师级人物，概莫能外。

 

其实，近几十年来，钱老一直提倡“大成智慧学”的观念，即集大成，得智慧，他借鉴北大老哲学家熊十力教授把智慧分为“性智”“量智”的观点，认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等10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也是两者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性智”、“量智”是相通的，“量智”是侧重对事物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性智”是侧重对事物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上，从事物的“质”上入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

 

“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钱学森十分重视人们“性智”的培养。他曾支持在北京工学院建工业设计学院，创办《设计》杂志和创建工业设计协会，给杭州《艺术科技》编辑部写信，支持他们搞艺术科学和舞台美术等研究，还支持“红学”研究人员利用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红楼梦》，这些都是科学与文艺结合的工作。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也就是说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领域的大跨度联想激活的。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接下来的工作是进行严密的数学推导计算和严谨的科学实验验证，这就是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了。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而终于逻辑思维。

 

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钱学森成功的事业和完美的婚姻，正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最好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