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医生的要有技术，没有技术是治不了病的，但是要摆好为病人服务与学技术的关系。首先是服务，从服务中学习，而不是首先从病人身上学技术。应把病人当做亲人，提供给病人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从自己学习的需要出发来安排病人的治疗。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旧中国没有神经外科，只有几个医生兼搞一些神经外科工作。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神经外科是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是祖国和人民推动几位老专家带领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干出来的。

 

1951年抗美援朝，那时候我仅仅学了两年的外科。当时，许多战士身负重伤，等待救治。我和医疗队全体队员一起，日夜抢救各种伤员。可我对神经外科毫无所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最可爱的人——痛苦呻吟甚至死去。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有朝一日要学神经外科。1952年，党和国家决定在天津建立神经外科培训基地，从全国调集一批外科医生，我就从此干上了神经外科。

 

当时刚解放不久，神经外科既无正式教科书，也缺乏训练标本。老师们现编讲义，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制作了标本。那时，世界上神经外科的发展也不算太久，手术死亡率很高，颅内肿瘤的检查方法只有向颅内打气，叫脑和脑室气造影，危险性是1％～3%。

 

国外在30年以前就有了造血管造影，其危险性仅为1‰~3‰，而且还能诊断脑血管疾病。那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既无技术资料，也无造影药品可买，怎么办？我们决心自力更生，先在尸体上解剖，了解颈动脉及椎动脉的走行位置及其周围结构，以后试行穿刺，再用X光透视、照相、检查穿刺的准确性。经过反复实践，用了半年的时间，摸索出了一套脑血管造影的方法，用15分钟就可以造影成功；以后又经过七八年的血管造影实践，对照手术结果，《脑血管造影术》一书问世了。经过总结2000多份血管造影的病例，我们终于掌握了这门重要的神经外科检查技术，把颅内疾患的手术检查危险性由1％～3%降低到血管造影的1‰~3‰。

 

那时候，防护设备很差，有时候连个铅围裙也没有，更谈不上隔离操作，造影大夫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我们知道长久暴露在放射线中的危险性，但我们没有退却，宁肯身体受损也要掌握这门技术。不久，我的白血球降至3000多，经常发烧，光肺炎便先后得了七次，有一次险些让我丧命。我的身体虽然受到放射线的摧残，但我国的神经外科事业有了进步，我甚感欣慰。

 

 

神经外科仍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谓解决了的问题，也还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地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对脑干肿瘤进行了探讨。脑干是生命中枢，一直在世界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到底能不能手术？我首先研究了脑干的可塑性，观察脑干外肿瘤手术切除后脑干的形态及功能能否恢复？花了一年多时间，我发现脑干的潜力很大，将脑干外肿瘤摘除后，不仅其形态，其功能也能恢复，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开始设计如何做脑干内肿瘤手术。

 

脑干充满了重要的核团及传导术，由哪一部分切进去能最小地损害功能？对性质不同的肿瘤采用什么样的技巧能既把肿瘤摘去又不留后遗症？出现了症状怎样治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在动物及病人手术中探讨了意识中枢、呼吸中枢、血管中枢。通过20多年来的实践，现在有了一套辨认各种脑干肿瘤及治疗的方案。脑干肿瘤是可以手术的，良性肿瘤可以治愈，恶性肿瘤也可以延长寿命，至于脑干内的囊虫、结核瘤也取得了好的效果，手术做了621例，死亡率低于1%。

 

接着，我对脊髓内肿瘤进行了探讨。过去一直认为脊髓内肿瘤只能做活检及减压，顶多做部分切除，小的髓内肿瘤有可能完全摘除，大的髓内肿瘤切除会造成瘫痪甚至死亡。在磁共振上，脊髓内肿瘤常把脊髓向周围压成很薄的环状，甚至于穿透了脊髓，手术的确难以保证不瘫痪。

 

脑干既然有很大的可塑性，脊髓是脑干的连续，自然也不例外。只要在肿瘤周围薄薄的变性层分离，并避免手术操作对脊髓的任何损伤，效果也会很好。我们采用脊髓后正中切开掏取肿瘤的办法。但在实践中发现脊髓的血管分布并不像书中那样典型，大多数病人颈髓后正中有血管通过，想在后正中切开是不可能的，采用旁正中或正中交错切开的办法，髓内肿瘤尽可能整个摘除，而不是分块切除。整个摘除不易遗漏肿瘤，而且手术时间缩短。术中采取一些保护脊髓的措施，如在放大十倍镜下手术400余例，取得很好的效果，无一例死亡。脊髓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成功，使我对脊髓的高度代偿能力、不同肿瘤的发展趋势、囊性变的修复等有了新的认识。

 

 

病人是医学知识的源泉，医生的知识来源于病人。学校的课本知识是前人医学知识的总结，固然是重要的，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实践中巩固，再去认识、修正、发展、提高。正如毛主席所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50多年，确实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上世纪50年代解决了脑血管造影，使手术检查的危险性降低了；60年代改善了一些颅脑手术入路及摘除技巧；70年代开展显微手术，使动脉瘤的手术死亡率由10%降至今天的2%以下。显微手术能摘除微小的垂体腺瘤，并保留正常的腺体功能，改善了过去认为肿瘤长大影响到视力视野才可以手术的论点，显微手术解决了一些过去认为不能手术和无法彻底手术的病种；80年代研究了脑动脉畸形，使我们成了世界上做这种手术最多、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与此同时，逐步揭开了脑干肿瘤及脊髓内肿瘤这个禁区。

 

在这些探索过程中，病人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是病人培养了我们，帮助我们医生成长，我们要牢牢记住，好好地为他们服务。记得有一位病人的椎动脉造影显示椎动脉向后呈弧形移位改变，我在研究脑血管造影时，误认为是肿瘤造成的，行后颅凹探查，结果没有找到肿瘤，使我认识到这只是一种正常的血管变异，但是病人却因为我的错误认识遭受了一次开颅的痛苦。由于我们的检查不细、安排不周、误诊、误治，使病人残废甚至死亡，尽管例数不多，也是不应该的，想起来总感到有愧于病人，内心不能平静。

 

刚出校门，我们比老护士还不如，以后能治一些病，这些知识实在是来之不易。所谓的好医生，只不过是能够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努力提高诊治水平，尽量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不是永久不犯错误。

 

我们当医生的要有技术，没有技术是治不了病的，但是要摆好为病人服务与学技术的关系。首先是服务，从服务中学习，而不是首先从病人身上学技术。应把病人当做亲人，提供给病人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从自己学习的需要出发来安排病人的治疗。科学发展迅速，医学也是一样。现在大部分颅内动脉的手术已被血管内干预治疗代替，一些颅内肿瘤、血管畸形及功能性疾患用放射外科即可治愈等等。我们要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人生短暂，弹指数十年过去，一个人可能作出的贡献，在这个知识长河中不过是大海一粟。作出多大贡献也没有骄傲的理由，何况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每当我看到病人及家属的乞求眼色，看到地方上的医院希望我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而我又无能为力时，甚感惭愧，惭愧自己没有多大本领，过去钻研得还不够。我已年过80，来日无多，我决心抓紧晚年这点短短时间，努力多做些有益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潘锋根据王忠诚院士在“第三届中国百名医学家峰会”的演讲整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