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占全国2/3以上的农村人口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几千年来，农业和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基础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农村，是走西方那样的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大规模城市化道路，还是走环境友好型的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需要决策者认真考虑。但是，无论走哪条道路，如果广大农民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其后果就导致农业和农村的颓败，农民的不稳定，最终引起政治动荡。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针对社会经济改革，曾警告改革者“积累莫返之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者如果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调和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只能是越改越糟。这种“为了我，你应该如何做”的带有前提性的命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上世纪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黄宗羲定律”的影子，就一直相随于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次农村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为加快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央制定了“多与、少取、放活”的大政方针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解禁管制严厉的城乡户籍制度，免除沿袭几千年的农业税，实行农民种粮补贴、农村医疗保险等。这些措施对新农村建设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上述措施仅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三农”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就是明证。试分析之。

 

首先，城乡户籍制度有条件地解禁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在巨大城乡差别的拉动下，大批有头脑、有能力的农村青壮年从农村进入城市。而城市管理者们则在“经营城市”理念指导下，不断地炒作城市住房，将住房变为聚敛财富的“黑洞”。农村青年通过炼狱般的高考进入了城市，但他们成家后，要在城市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完全依靠工资收入来实现可谓“比登天还难”。以山东省中部城市为例，一套80平方米住房，最低价也要30万元左右。农村大学生毕业后，月工资通常不足2000元，即使仅维持吃饱、穿暖的最低生活要求，购买一套住房最少也要花费掉他们20年以上的积蓄。因此，那些几乎是花尽了父母毕生积蓄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不仅不能给父母经济上的回报，反而为了自己在城市的生存，让仍然务农的父母节衣缩食，更加重了乡村贫困。这是解禁了城乡户籍管理后城市对农村的最大伤害。

 

其次，种粮补贴的实惠并没有落到农民头上。随着农民种粮补贴的实施，种子、化肥、农药大幅度涨价，种粮补贴的收益远不能抵消农资涨价的投入。目前的种粮补贴政策令农资经营者的垄断地位更高，农民所得的实惠，又被那些经营者夺走了，甚至比“种粮直补”前付出的更多。以山东省为例，2008年4月，农户购买每50公斤（下同）尿素平均支出106.67元，与2007年同期比较上涨21.5%；国产和进口磷酸二铵分别为232.5元和251.67元，比同期上涨68.9%和71.6%。与2006年上半年同期比较，2007年排灌费上涨30.6%；机械作业费22.8%，均为近年来最高涨幅。2007年上半年，山东省农民生产费支出人均635.7元，比2006年同期增加82.3元，增长14.9%。2007年山东省小麦种植补贴标准为：青岛、东营、烟台、威海、莱芜5市每亩补贴15元，其他各市14元；农资综合直补标准：青岛、东营、烟台、威海、莱芜5市每亩49元，其他各市50元。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得到的补贴（65元）均低于农资涨价数额（82元）。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弱化了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增大了生产成本。国家的大量惠农资金实际上进入了农资商的口袋。

 

第三，农村医疗保险给农民的实惠也值得怀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只能到指定的医疗机构才能够享受医保，而能够报销的数额远低于药品价格的虚高。调查发现，用于治疗溃疡的奥美拉唑在药店价格通常3.5～4元/瓶，而在医院则要达25～60元/瓶。不难看出，农村医疗保险的直接受益者也还是医疗机构，而不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尽管不推行农村医疗保险，医院的药品价格依然是虚高的，农民看病也要支付多余的费用。但是，将虚高的医药价格回归实际价位，比农村医疗保险所带给农民的实惠要大得多。

 

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加大农业改造和农村建设力度，是许多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比如，建设项目要由村民民主讨论、自主选择，政府给予补助；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村产业，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值来提高农民收入，培育农村自立发展潜力。在中央资金支持下，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恢复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城乡工农协调发展。

 

中国乡村经济体制改革要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影子，必须将惠农、支农政策资金，在具体措施上落实到农民头上。“授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我们认为，加大中央投资力度，加快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形成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就地就业，才是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渔鱼之道”。

 

（李宗奉为泰山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高明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