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很多细心观众从电视播报的画面中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被从瓦砾中营救出来的孩子，大多并没有哭喊，他们表情麻木、迟滞，似乎对外界失去反应能力，这种状态同样也表现在一些幸存的成年人身上。

 

5月16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即将赶赴灾区进行心理援救前，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向全社会提出了“科学”、“理性”地进行心理救援的呼吁。

 

 

根据心理学定义，判断心理创伤性事件有3个标准：危及人类生命；不可预期；无论做什么也无法阻止。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创伤治疗师方新说，汶川地震无疑具备上述3个条件，属于重大心理创伤事件。她说：“在创伤事件发生后，有70%的人可以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应付策略自然恢复。而高达30%的人群，将从灾后几天到几十年，陆续出现不同的症状。”这些人如果得不到专业的救助与治疗，将因此发生人格的改变、扭曲，而且很可能终身无法痊愈。

 

正在进行唐山地震30年心理创伤研究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博士杨凯文，介绍了对唐山市民的心理评估，结果表明，在唐山地震20～30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创伤后精神障碍的问题。目前有高达75%的幸存者，存在回避问题：拒绝看、听与地震相关的场景和事件，拒绝回忆或讲述与地震相关的情节和过程。回避问题，只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唐山市民存在精神障碍的比例比普通城市的市民高出近10倍。

 

杨凯文将唐山地震发生时还是青少年的市民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震时未满5岁的儿童，第二组是5岁到十几岁的青少年。30年后这些当年的孩子中，存在大量人格扭曲、障碍的问题，特别是第一组儿童，他们目前都不到35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时，年龄越小的儿童，长期遗留的问题也越严重。针对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大量校舍坍塌、中小学生遭受创伤严重的现状，杨凯文提出，对中小学生的心理救援任务，将格外严峻与紧迫。

 

 

从电视和新闻图片中，除了麻木迟滞的反应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另一些人则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走、救人，忙于种种事务，或者只是不知疲倦地诉说着。方新说，这是一种正常幸存反应。这种反应也传递给了营救人员、医护工作者，甚至是现场新闻记者。他们在短时间内将突破自己体力的极限，超负荷工作。正如亢奋情绪可以波及、影响众多人员，在短时间的亢奋后，精神崩溃也有可能波及到亲历者以外的人群。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钱铭怡说，尽管目前由于交通、通信不便，我们无法准确掌握灾区的信息，然而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的情况表明，处在抗震救灾一线人员的心理状况值得忧虑。

 

方新将创伤危机分为3个级别，危机的第一级别是亲临地震的幸存者，他们被恐惧、无助、被别人死去自己却活下来的内疚感而压倒。第二级别就是出现在救灾一线的营救人员、医护人员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因为工作强度大，因为无法救更多人的自责感，而濒临崩溃。第三个级别则涉及到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目睹灾情画面的每一个旁观者。学术界称之为“替代性创伤”，杨凯文解释说，由于每个人都具有“共情”能力，所以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心理工作者，都有可能因替代创伤而崩溃。很多旁观者甚至可能指责自己、指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居然无所作为。

 

从目前中国心理学会掌握的情况，很多位于北京的心理咨询机构都接到了明显高于平日的预约求诊电话，很多人在看了灾情画面后无法承受，出现了生命不可测等悲观、沮丧的情绪。

 

一些人对电视、广播提出了指责，说你们居然还在播放娱乐节目。钱铭怡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指责是不科学的。现在更需要适度的娱乐节目，对公众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与释放。同时她呼吁媒体，为了保护幸存者，不要追问受灾过程的细节；为了保护公众，不要播放过于惨痛、血腥的灾情画面。针对那些希望成为志愿者的人，她呼吁，不要盲目赶赴灾区，否则一旦成为替代创伤的患者，反而为救援工作增加更多的负担。

 

在记者见面会上，即将奔赴灾区的中国心理学会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比做一场遭遇战。记者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将其比喻为挽救灵魂的遭遇战更为贴切。

 

国外经验表明，这场战役将分3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是震后一周，在这个阶段中挽救生命、保障安全是工作的重点。第二个阶段是震后3个月内，这一阶段将重建社会支持，对创伤者进行情绪疏解和哀伤辅导。

 

第三个阶段将是一场持久战。据统计，地震发生3个月后，幸存者的自杀行为将逐渐显现并持续增加。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将在不同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并存在。他们中很多人如果得不到救助，将在未来几十年逐渐出现酗酒、吸毒、抑郁和自杀倾向。目前的数据表明，在酗酒、吸毒、抑郁和自杀倾向的人群中，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对一些人的治疗甚至可能要持续几十年。

 

从目前的资源与需求配置上看，初步估计，汶川地震直接波及的人群数字高达1000万人。而创伤心理治疗队伍全部人员数字，目前无法得知，但中国心理学会属下的、具有国际资格认证的专业创伤心理治疗师，只有33人；尽管算上一些长期从事创伤心理辅导的资深人员，这个数字可以有所增加，但面对1000万人的潜在需求，这场可能持续几十年的灵魂遭遇战，其艰巨与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有不少心理工作者、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赶赴灾区，开始对幸存者和一线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对此钱铭怡指出，创伤事件的心理治疗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领域，不是任何一个有心理咨询或治疗资格的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创伤治疗人员，在这种情形下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处理这种事件时经验不足、自身“免疫”能力不足，使得很多心理工作者感染“替代性创伤”，自身反而成为需要救助的对象。

 

几天后将首批赶赴灾区的3个创伤治疗队伍，首先要担负起的就是对一线心理工作者的培训任务，为期两天的培训，将重点传授创伤治疗中的“稳定性技术”。这项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幸存者，特别是中小学生，重建和恢复身体的安全感。

 

 

唐山地震时，我国国力弱，创伤治疗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遗留了大量存在的心理障碍的人群是可以理解的。而在2003年非典危机时，创伤心理治疗的需求逐渐显露出来，当时，中国心理学会就曾向国家呼吁，建议建立创伤事件心理干预的体系，却没有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此次汶川地震受灾面积广、涉及人群庞大，在这场艰巨的遭遇战面前，除专业人员不足外，管理与调度的缺陷也充分暴露出来。

 

仅共青团中央一家，就有3个不同的部门分别找到中国心理学会要求调派心理工作者。钱铭怡认为，缺乏统一调度对心理治疗工作是相当危险的，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心理工作队到达，有些地方则可能先后遇到多支队伍。对幸存者来说，遇到几个队伍、被询问相同的问题，不仅不能使他们获得帮助，反而可能使情况更加严重。心理救援工作特别需要国家的统筹管理与安排，她呼吁中央应该出面或责成某部委牵头，统一协调灾后的心理干预。

 

钱铭怡建议，在短期内，可以在灾区建立心理救援站，并逐步发展为固定的心理诊所；在更长的时间内，对幸存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跟踪辅导，避免唐山的危机在汶川再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