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武汉和昆明的两所高校接连发生学生在校园中被刺身亡的案件，校园安全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自从马加爵案发生之后，国内大学普遍开始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关的机构纷纷成立，人员配备也渐趋完善，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仍是困扰大学管理的一大难题。

 

客观地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本不是大学一方所造成。中小学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就直接导致了进入大学的新生无法快速地适应大学生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大一学生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就是一个例证，但这些问题的产生，真的与高校学生管理无关吗？

 

马加爵案发生后，高校学生管理的一大政策变化，就是禁止学生在校外住宿。由于当时许多高校已经进行了“后勤社会化”改革，宿舍本身已经建在校外，这一政策明显缺乏可行性，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但从这个政策的制定和发布可以看出，我们的高校管理政策总是一时地、被动地救急，而非长远地、主动地预防。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也不例外。平时没有出事时，彼此之间似乎相安无事，一旦有事就如临大敌，急于出招。而所施用的“招”一般都是以“加强管理”为名的“堵”，很少听说有适度地加以疏导的。

 

日常的预防工作自然也有。比如我们可以常常在校园的广告栏里看到一些学校专门组织的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之类的讲座信息。可专家们也许不愿使用通俗易懂的题目，省得降低身份或无法显示其学术水平。这些讲座的名称，像“情绪管理”、“压力管理”、“生涯策划”等，本身就很难以理解。而这些讲座大多也只是单纯的“技巧”传授。没有深厚的理论支撑，没有价值的阐释，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是谈不上的；能否引发他们听讲的兴趣，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心理上的困惑似乎也成问题。

 

讲“技巧”而不用“心”，这是高校学生管理普遍存在的倾向。这里的“心”，既包含人的道德等精神因素，也包括大学的基本理念。缺少了“心”的指引，学校和具体的学生管理者哪怕是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力，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学生工作一旦成了一种“策划”，就不要怪某些学生干部用“技巧”来应付这些策划，彼此的“策划”与“反策划”，最终只能蜕变成相互之间的利用和反利用。

 

利益因素的增大，道德和情感的因素必然减少。难怪我们可以看到学校中常有院系或学生组织进行的“献爱心”活动，却又发现参与组织此类活动和实际参加的学生在公交车上连给老年人主动让座也做不到。原因很简单，前者是一个“组织行为”，策划组织以及参与都可以从中得到具体的利益，后者是私人行为，让与不让，都不会影响个人前程。更有甚者，有的学生学到“技巧”后，迅速呈现“早熟”之象，其策划能力，公关能力和社会经验超乎寻常，可以玩书生气十足的老师们于股掌之中。

 

笔者一向以为，道德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知识教育得到解决的。在大学中，大学管理的政策和倾向，大学内部所形成的氛围对学生道德取向的影响远大于知识的传授。上述的利益交换，从根本上说，正是当下中国大学管理中急功近利以及技术化、职业化倾向的一个缩影。

 

大学教育，从本质上说，是成人教育，大学管理也应该是成人式的管理。可是，现在能见到的大学管理，特别是对学生的管理，总是居高临下的，大人对小孩的管理。事无巨细、父母般地包办似乎是一种对工作的负责，但从长远看，大多数学生的成年期再次被推迟。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自我塑造、自我锻炼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独自应付困难，真正走向成熟。学生心理上的幼年期从中学延续到了大学，大学管理因而也沿用着中学模式。这里看不到一个管理理念和手段上的飞跃，而是彼此相拥艰难地走过一座桥以后，仍在另一座同样的桥上顾盼。

 

现在，有些大学已经把“大学精神”之类的词汇写入正式的文件之中，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则应该把大学之理念与人的精神因素落实到具体的高校管理的方方面面，以便从“心”所欲，这样才可能使大学的管理达到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