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指出：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

 

粮食极端重要性不光中国特有。当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都是摆在人类面前比气候变化更加紧迫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甚至指出，全球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如同金融危机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小麦到牛奶，各种必需农产品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以空前的速度猛涨，世界各地随时都会出现社会动荡和饥饿，政府不得不寻求各种措施来降低食物价格。

 

粮食安全这一老话题为什么重又摆上了决策者的会议桌？看一下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现实就非常明白了。农民辛苦一年种植一亩地所有的收入不如进城打工一个月来得多，那么，谁还愿意守在家乡伺候土地呢？从现实利益出发，农牧民纷纷离开效益低下的基础农牧业进入城市，生产的食物少了，市场对食物的需求就会“求大于供”，导致“粮荒之困”难以解围。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用新思路看待土地的生产功能，增加农牧民收入，以新产业吸引农牧民返回故土。让我们以草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有耕地18亿亩，草原60亿亩。全国消费的粮食基本来自前者，而后者仅贡献了全国不足20%的牛羊。耕地除提供了约5亿吨粮食外，还生产了约7亿吨秸秆，但这一巨大“食物”后备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全部草原加起来生物量仅约3亿吨，大量用来放牧，其代价就是草原退化。

 

几千年来，人们潜意识里草原就是放牧的场所，牧民增收就得依靠牲畜头数。过度放牧直接诱发了沙尘暴等生态灾害，迫使国家在草原上实施“减人减畜、生态移民”。草原上也曾出现过垦殖高潮，“文革”期间就提出“牧民不吃亏心粮”，开垦草原种植谷物。遗憾的是，由于草原缺少农区必要的积温、水分、耕作技术，加上强风、干旱、贫瘠，种植的粮食产量很低，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实践证明，“靠天吃饭”的草原农业是场灾难。

 

实际上，草原上各种昆虫、草籽、嫩叶、灌木籽、树种，都是很好的“粮食”。这些“粮食”人虽无法下口，牛羊也不屑采食（草叶除外），但两条腿的鸡则非常喜欢。去年，笔者的研究小组自筹资金在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和山东平邑县蒋家庄丰产林下各开展了养鸡试验。一个生长季节下来，草原上2000只鸡消耗粮食2300公斤，而在山东则高达4838公斤。草原生态养鸡平均每只可省粮2.27公斤，节粮率达52%。省出来的“粮食”完全是鸡从草原上自由觅食来的，是那些虫子、种子和嫩叶换的。全国目前年消耗鸡47亿只，如果北上草原，则仅从鸡嘴里夺粮就可达107亿公斤。草原是后备粮仓，但要由鸡去“开荒”。

 

草原养鸡经济效益也不菲。试验表明，每只鸡在草原上耗粮仅5元左右，不计人工成本，每只净赚15元以上。4户牧民养殖了2000只鸡，净收入3万多元。巴音胡舒嘎查4万亩围封区可承载40万只鸡，该土地可为牧民带来600万元的经济效益，户均8.3万元/年；又因牛羊被鸡替代，草将出现富裕，还能为该嘎查带来至少144万元的直接卖草收益。所利用的土地仅为该嘎查72户牧民总土地面积的1/3，其余草地可用来发挥生态功能。生态养鸡可从根本上提高草原牧民收入，带动生态保护，为国家节约大量治理费用。

 

草原最大的特点是空间大，没有空气污染，且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搞生态养鸡，完全可符合欧盟标准。最近，笔者陪同某法国农业公司主管考察了我们在内蒙古的养鸡基地，法国专家经仔细考察论证后，对该项目充分认可，拟在那里生产符合欧盟标准的有机食品并打入北京和国际市场。今后，北京人吃的放心散养柴鸡有望来自大草原。

 

“禽北上”草原可为当地牧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吸引牧民不离土并为国家生产“粮食”；“以禽代畜”还根本消除牲口对草原的破坏，恢复草原，抑制沙尘暴。这一全新做法非常值得国家有关部门去尝试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