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
［科学时报 陈欢欢 报道］“我从1987年开始管病人，当时提供全程无限制服务，但是当时没有名气，给人家留电话号码人家也不打电话。”1998年之后，他慢慢忙不过来了，手机号不再告诉所有人，但电话依然不断打过来，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号码。
这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黄晓军教授的门诊。
黄晓军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攻读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工作至今。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黄晓军和他的团队。
“医生不是神。”黄晓军对记者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名医，就是别人有80%的把握，我有81%的把握。”
病人还是慕名而来。很多人已经确诊，还非要花三五百元挂个号，听到黄晓军一句话才能甘心。
不过，真正让黄晓军出名的，是他建立的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体系。
艰难的开端
通过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在普通人群中找到合适供者的几率为几万分之一，在骨髓库中找到相合骨髓更是难上加难。传统方法采用同胞兄弟姐妹的骨髓，但相合率也只有25%。而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这25%的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单倍型（半相合）骨髓移植不要求配型全合，可以进行父母和子女间的移植。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全世界的白血病专家纷纷开始研究，主要思路是去除导致排异的T细胞。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Aversa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但由于T细胞同时具有抗白血病的作用，去T细胞技术的治愈率只有30%~40%。
1994年，黄晓军还是个学生。他也在思考：T细胞是个矛盾的细胞，具有两面性。老外的思路是消灭它，那么能否改造T细胞，抑制其排异的功能，只发挥抗病的功能？
从1996年开始，他进行了一些尝试，结果受到一连串打击。“一直到2000年，按这个思路申请的项目都没有成功。有的专家把我认真写的东西往纸篓里一扔，他们觉得我的想法在科学上不成立，但是不成立正好是创新的地方。”
2000年，黄晓军从学校申请到10万元青年基金。如今手握上千万元科研经费的黄晓军对那10万元钱记忆犹新：“当时对我来说不少了，科学是要允许探索的，这笔钱对我的发展很重要。”
利用这笔钱，黄晓军作了第一例体外实验，结果，本来已经不治的病人居然救活了。半年后尝试了一次，又成功了。如今，他的这种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的成功率达到60%~70%，同全相合移植成功率相当。
把风险看作是挑战和机遇
山东的一位病人曾说：“黄大夫真神，用十几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我的病。”一位病人家属也对记者说：“黄大夫总有神来一笔。”
“他确实能用几十块钱救一条生命，但是艺高人胆大的背后是很辛苦的。”血液科副教授刘代红说。
每天早晨7点刚过，黄晓军就开始查房了。每周一他总是一个人查遍5层楼的80多个病人，掌握第一手资料。
他在医院的时间一般是早7点到晚7点。“绝对的工作狂。”医师王昱说，“而且不是无奈下这样做，他确实是乐在其中。”
他对工作的执著令很多人不解：腰椎间盘滑脱，疼到不能走路，结果做完全麻手术的第二天，居然一个人下楼看病人去了。
有人说，黄晓军的脑子就像电脑——他能记住病人的任何一个小细节、背出病人一项检查项目连续几个星期的数值。“一方面是聪明，另一方面是他极其用功。”刘代红说，“黄大夫跟其他学科带头人不一样的是他的执行力，事必躬亲。”
同事们爱问他：你一天睡几个小时？是不是从小精力就特别充沛？
“我认为我做到了以身作则。”黄晓军说，“当然我也不是天生适合这行，是慢慢让自己适应的。”
对家庭，黄晓军谈得不多。同事们反映，他曾经承诺每周至少陪家人吃一顿饭，但现在肯定做不到。刘代红说：“加班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黄晓军说，家里很支持，只是上高中的儿子坚决不学医。
骨髓移植后容易出现各种合并症，由于病人没有白细胞，很难进行鉴别诊断，看护期在1年左右。曾有一个病人说：“这1年来脑子里就两个字：怕死。”
刘代红介绍：“病重的病人，每天堆5000元、8000元的进口药谁都会，但是花费很大，病人的脏器也会承受很大的毒性。黄大夫就在努力作鉴别，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这要花很多脑筋，冒很大风险。有些病人按常规走已经不行了，但是黄大夫每每险中取胜。医生的头不好当，要在技术上服人，黄大夫这点让大家很佩服。”
“更多的时候我把风险看成是挑战和机遇，是创新的过程。”黄晓军说，“一个医生如果不敢面对风险，他绝对不会成为大家。大部分人被风险压下去了，只有顶着风险的人才能冒出来。”
黄晓军很善于总结，一次有个孩子抢救了几个小时还是去世了。病人的父亲处理完后事回来收拾东西，发现黄晓军还在病房查资料，就劝他回家休息。他说：“如果其他病人能从中受益的话，我就对得起死去的孩子了。”
黄晓军一直希望能解决具有共性的问题。他对科里的医生说：“看病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承担责任的，把情况给病人分析完然后让他找别人去解决，这样永远只是个案。另一种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注意抽象为科学问题，证明对错，每个人都能力有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把病人放在心里
在好医生网上，对黄晓军态度的好评要比疗效的好评低。“我脾气不是很好。”黄晓军承认。有时他会对着门诊室里蜂拥而上的人群吼“出去”；有时也会“训”病人家属“瞎搀和什么呀”；刚接触他的人都反映：黄大夫总是没有表情。
“我不认为这是对病人不负责任。”黄晓军说，“有人提倡微笑服务，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要命的病人，怎么笑得出来？我给的是内容上的服务，我的责任就是时刻把病人放在心里，尽全力对待病人。”
一次黄晓军发现一个病人前一天夜里心率非常低，他找到夜班医师：“这么低的心率你们不害怕？怎么敢睡觉？治重病不要跟病人说，但是我们脑子里要时刻想着：他会死吗？”
“很多人说他狂傲，那是不了解他。”刘代红说，“他就是个很直的人，脑子里事情太多，没时间绕弯子。”
听医生们汇报病情时黄晓军爱反问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证明？有时候会直接打断对方：“这3点不要讲了，直接讲有什么问题。”批评起人来让旁听的记者都不禁脸红。
“可能是职业病吧。”黄晓军解释道，“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在病人的问题上必须严谨，骨髓移植的事容不得出错。”
好在同事们早已习惯了。王昱说：“以前挺怕他的，现在好多了。他自己效率很高，如果我们效率低或者执行得不好，他就急了。但在职业发展上对大家的帮助黄大夫绝对不遗余力。所里人的文章几乎都经过他修改，而且今天给他，明天一定改好。”
对小病人，黄晓军显得尤其和气，不时开个玩笑。一名小病人的记忆力出了问题，很着急。黄晓军指着记者问：“还记得她吗？”病人回答不记得。黄晓军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不是记性挺好的吗，你确实没见过她。”
刘代红回忆，曾经有一次，一个患者的刚上高中的儿子为了给他献骨髓休学了。“平常我们跟黄大夫说话一定要先想好，不能说废话，他没时间听。但是他那次就坐下来做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一直说到那孩子答应回去上学为止。”
坚持不放弃
黄晓军的门口总是围着人，一出门便围上来：“黄大夫你看看我孩子吧，他的情况已经很糟了。”确实，人民医院血液科这些年接收了不少高危、难治的病人，浙江女孩陈宇就是其中之一。
陈宇20岁，1岁多时父母离异，她和母亲相依为命。2006年，陈宇被诊断为白血病，后来多次复发。去年11月，上海一家医院断定她“没法治，治不好，过得了元旦也过不了春节”。
绝望中，陈宇的母亲严月婷来到北京。
据血液科教授许兰萍介绍，陈宇当时早幼粒细胞达到52%，同时并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当时很多人觉得肯定没治了，但是黄大夫果断地接收了她。”
“我跟黄大夫说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没有女儿我就什么都没了，你救了我女儿就救了我们母女两个。黄大夫听完低了一下头，他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看好他’。”严月婷向记者回忆道。
黄晓军用一名福建病人的例子鼓励严月婷。那个病人长期患病，由于花钱太多看不到希望，父母放弃了治疗。但是黄晓军让他坚持吃一种较为便宜的药，最后居然痊愈了。
“听了这话我哭得特别厉害。”严月婷说，“以前我根本碰不到这么好的医生，那时候只有我在坚持，所有医生都放弃了，都劝我不要治了。”
为给陈宇治病，血液科上下高度紧张，黄晓军甚至修改了已成定式的方案，并亲自参与到很多细节中。“在出现DIC的状况下进行预处理，我们查文献都没查到。”许兰萍说。他们估计成功率在1%~5%，很可能还没植入病人就不行了。
严月婷回忆：“手术前我就觉得是见女儿的最后一面了。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陈宇骨髓植入成功。
4月9日黄晓军查房时陈宇正盘腿坐在床上吃饭，谈笑自如。“你正在改写历史、创造奇迹，知道吗？”黄晓军一进门便说。
“高危的病人，我们只要跟家属说清楚，病人走了也很正常，这个行业中很常见，但是黄大夫从来不轻易放弃。”刘代红说。
北京女孩吕侍怡19岁，急性白血病，跟陈宇一样，没有化疗就直接进行了移植手术。“从那天起，我就感觉掉进了冰河，上面封着，没有空气，没有出头的时候。”她的母亲周国弘说，“我女儿当时输液血都顺着输液管往外流，全身炎症此起彼伏。当时从骨髓库中找全相合的骨髓已经来不及了。”
周国弘夫妇都是律师。她说：“要说挑刺，律师最容易挑毛病，但是这里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热情、责任、医术结合得非常好，我在这里9个月挺受教育的，自己的精神都升华和净化了。医生能这样对我们，即使孩子真有一天走了也没有遗憾了。”
每个人都有积极性
血液科不是热门科室，但是人民医院血液科一个月有近4000例病人的门诊量，每年有300多例骨髓移植手术，其中一半是单倍型移植。很多患者对记者说，只有人民医院一家能做。
“其实不是，全国很多医院采用了我们的模式。”黄晓军说，“但是病人看名气，所以一步领先就会步步领先。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整体。我不是保守技术思路，而是建体系的思路。”
上任所长3年以来，黄晓军调整和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打造团队。“我们一直强调要建成国际一流水平，改变单项发展的局面，如何改变？不改变人永远也改变不了！”黄晓军对同事们说，“现在有这么好的平台，如果每个人能从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就能全方位地发展起来。”
据刘代红介绍，黄晓军花心思考虑团队中每个人未来的专业方向。他也提醒大家：“不是混的时间长临床技能水平就高，要靠琢磨。”血液科每周有1小时的集中学习时间，两年多来从未间断。一次一位外科大夫过来参加，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学习，只在上世纪80年代看得到。
在岗位设置上，他让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大家积极性很高。比如博士毕业一两年就能给主治医师的岗位。“我当主治医师两年多，自己感觉到成长得很快。”王昱说。
虽然对于年轻人成长和团队建设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也要承担更多。“我们想找他肯定能找到！”王昱说，“黄主任周一到周五保证在北京。而且只要问他，答复从来不会模棱两可，都是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和风险。病人重了他恨不得比我们看得还勤。这样我们下面人干活就比较踏实。”
“他经常说要相互补位。中国人在一起干活容易内耗，黄大夫这种方式从组织结构上保证大家都能有事业上的发展，又能相互配合。”
“建设团队，有些人没有能力，有些人自私，只展示自己。我的思路是要把大家都带上去，水涨船高，重要的一点是我很自信，不怕被他们超过。”黄晓军坦言。
在工作上，黄晓军很少采用行政手段，而是进行很多理想、理念和方法学的教育。“人没有追求光压他压不出来。医疗不仅仅是理论和技术，信誉度、敬业精神、形象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培养职业生涯，保证队伍5年、10年、20年还能发展。”
2007年，人民医院血液科获得教育部年度创新团队，这在临床团队中是很少见的。
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晓军很自信，也很坚持。
“常人是为了享受生活来到这个世界上，黄大夫不是，他一定是志存高远的。”刘代红说，“没有远大的目标的支持，他这么多年坚持不下来。我说他是工作狂他不爱听，但实际上工作就是他的全部。”
虽然身边的人从来没听他提起过远大目标，但是黄晓军心底确实有个希望：“我真的希望能为提高中国科技实力做些事情。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不错！中国水平不差！”
1998年黄晓军去美国学习，妻子也顺利找到工作，临走时美国老板不断留他，但他还是回国了，他说从来没想过待在美国。
目前，国际上单倍体移植有两个流派，一个是Aversa，一个是黄晓军。虽然Aversa的成功率低一半，但他的体系仍是主流。“到了今天，国外也只是对我的体系感兴趣，没有接受，他们觉得是不是只对中国人有用。”黄晓军说。
周国弘也向记者透露：“当初准备做手术时，很多朋友持反对意见，说这个技术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东西能相信吗？”
如今，黄晓军希望能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最近两年我和Aversa经常碰面，在同一个国际讲坛上作报告，他讲上半部分，我讲下半部分。至少现在我们能在同一个层面上交流，国际上有了我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