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洪蔚 报道］今年春节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看望中科院院士吴文俊时，提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近日，在为纪念科学的春天30周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提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那么，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与布局是否合理、它未来的道路应该怎样完善？最近，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国屏等人刚刚完成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协调机制研究》报告，把这一问题放到国际背景中进行比对与思考。

 

研究显示，从1987年的4.5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20.2亿元，10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经费翻了两番。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研发（R&D）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中，2000年的基础研究经费达到46.7亿元，到2005年为131.3亿元，以每5年超过一番的速度增长。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基础研究所占比重一直在5%徘徊；我国R&D活动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所占比例大致保持在1∶3∶14。

 

这个比例适当吗？其中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多大比例更理想？曾国屏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国外几种典型科技体制，并以美国为对象，分析了基础研究投入与经济增长间的协调平衡关系。

 

就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来说，目前国际上存在3种比较典型的体制：美国的多元分散科技投入管理体制，日本和韩国的集中协调型体制，印度的高度集中科技投入管理体制。在这几种体制中，投入的主体从政府到企业各不相同，投入渠道、协调机制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相同的是，这3种科技投入管理体制都表现出对基础研究投入的高度重视。

 

从历史数据变化表明，各国对基础研究的认识、投入水平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核心创新型国家，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所占比例大致保持在1∶2∶5的水平上，即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一般在12%～15%之间、应用研究投入强度一般在25%左右、试验与发展投入强度在60%～63%之间。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陈宜瑜曾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和科技决策层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曾国屏等人的研究表明，这种深化的过程被大多数发达国家经历过。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对科学的需求有了一定的转变，科学研究进入到“大科学时代”，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协调显得尤其重要。

 

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比较完整的研究与开发体系，其科学事业的发展非常全面，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从二战后美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变化可以看出，自1950年以来，是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增长期，其中也出现过波动。

 

例如，在1967年，美国基础研究的规模快速下降，随后紧跟的是美国经历了一次科技和经济双重衰退的时期。

 

在经历了滑落期、恢复期后，到1987年，基础研究规模的增长率相对于GDP的增长率有升有降，但总体上高于GDP的增长率。有关的分析表明，尽管美国基础研究再次出现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看，美国的科学技术已走向了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轨道，形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增长从巨额科技投入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对此，曾国屏等人总结认为，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的一般规律是科技发展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偏离这个规律，投入过高，超出国民经济增长的负担能力，必然导致大规模科学活动的不可维系；投入过低，就不能有力地支撑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要求，而必然导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国家竞争力的减弱。

 

那么，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多少更合理呢？

 

当前，随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基础研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相对于跟踪模仿的科技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将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向基础研究前移。作为自主创新先导和高技术发展源头的基础研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其投入也必须进一步加大。

 

目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规定我国未来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战略目标是：到201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0%；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

 

以目前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预期，到2010年我国的GDP将达到262842亿元。如果研发投入的强度在2010年达到2.0%，则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应达5256.84亿元。相应地，如果其中基础研究强度实现了一般预期的从目前的5%调整到2010年的10%左右，则基础研究投入应从2005年的131.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525.7亿元。这就是说，这个可以预期的上升空间竟然超过了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