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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时报：中国女科学家的发展困境 |
| “她们做不出成果绝不是智力上与男性有什么差别” |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4年世妇会前夕，她们为筹备“女性与科技”专题，有了这张难忘的合影。她们都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她们都是自然科学专业背景；她们都曾担任高层领导。
左二：聂力，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左三：朱丽兰，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右二：胡启恒，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右一：刘恕，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照片提供：刘恕）
晚上7点，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吴令安教授还在实验室工作，8点钟，记者采访完毕，送记者上电梯时，她特别说道，希望你们不仅仅在三八节的时候关注这个话题。
周五下午3点，中国科协原主席、现中国青少年辅导员协会理事长刘恕还在她略显狭小的办公室与她的助手在电脑前修改即将在甘肃开馆的“荒漠科学馆”的展图。她说，女性科技队伍的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要十分珍惜。
周四下午1：30，就要上政协会的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的前所长朱敏慧研究员在她的实验室认真地告诉记者，在科研世界里，从来不会有来自男性的照顾，只有依靠女性自己的主动努力。
周四下午3：30，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王志珍院士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马上就要去政协会报到，手边还有学生的事情、实验室的事情等着要做。她自去年担任新更名的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后，年底出席了在韩国举行的“妇女与种族团体参与科技的现状的研讨会”，她开始呼吁要重视中国女性科学家。
嫦娥一号升空的时候，张熇和同事们一起在发射基地工作了30余天，她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与深空探测总体室主任，作为嫦娥一号总体方案的设计者，与所有人一样在感受到成功喜悦的同时，更牵挂的是她仅仅1岁的儿子。
探月工程2004年立项，2006年张熇怀孕的时候正是箭在弦上无法离开的时候，因此，她临产前一周才回家休息，而产假休了两个月就开始工作，第三个月时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因为中间赶上新年以及春节，以致于同事都感觉张熇没怎么休息就把生小孩的事情解决了。
这个从小就热爱航空事业的北京“土著”，十几年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时，班里18名同学中，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女生，如今，那个女生早已经转行做贸易，她却不弃不离仍在科研一线。
今年38岁的张熇，虽然毕业后的十余载目睹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但压力也始终伴随着她。她的一位博士同行，生小孩歇了七八个月，回到岗位上，好长时间觉得没事干，课题进不去。她也常常看到，熟悉的女同事，在技术岗位做得挺好的，也开始转向行政管理岗位。
张熇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和她目睹的一些女同事的选择，正是我国女科技工作者面临的困境。
重回科技界
4岁就随父母到了英国，18岁回到国内，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吴令安今年已经63岁。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从此开始了她在国内为女物理工作者代言的历程。
1999年，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在第23届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关于女物理工作者的工作小组。吴令安代表我国参加了2000年该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2002年带我国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女物理工作者国际大会。当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女性工作委员会，任命吴令安为第一届主任。此后，每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都组织有关女性物理学家的圆桌会议。
2007年9月，一年一度的圆桌会议在南京召开，与会者有40多位女性物理工作者，甚至南京大学的张若筠教授抱着8个月大的女儿也来了。遗憾的是，尽管再三动员，男同胞寥寥无几，反而正在南京大学客座访问的欧洲物理学者Maurice van Putten教授到会并积极发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外比国内更关注女物理工作者的问题。
本次会议以“责任、机遇和挑战”为主题，吴令安披露的一些数据令在座同行吃惊：高校物理教师女教授比例严重低于男性，2004年上海交大有物理教授37名，女性只占其中3席；复旦大学2004年有物理教授30名，女性只有1名。而在副教授和讲师系列，比例远没有这样悬殊。
针对这种现状，复旦大学教授叶令说，她虽然没有感觉到对女性物理工作者的歧视，但看到男女统计数据对比后很受震动。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教授谢常德说，在本科、硕士阶段女生的比例不少，但女教授的比例就少了，8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中只有1名是女性。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教授俞重远指出，确实存在女教师多、女教授少（按男女比例计算）的现象，女性学术委员、女性编委所占的比例也很低的现象。
这种女科技人员中年流失以及高端缺位的现象并不是物理领域所独有。2007年10月底，当年留苏的刘恕在俄罗斯中国年之际，代表中国参加了女性与科技的论坛并作大会报告。她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中国的女性科技人员群体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其中大多数处于50岁以下的年龄，以上海市工程师为例：30岁以下占20.5%，31~40岁之间占38.3%，41~50岁之间的比例骤降至22.1%，51~60岁之间更低至9.9%。
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子所所长8年的女科学家朱敏慧说，该所的女性科研人员并不少，但是到了高端，能够成为学科带头人的的确凤毛麟角。张熇也说，她们研究室一共30多人，负责主体业务设计的主任都是男性，没有女性。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科技界，女性越来越少似乎已成一种大趋势，尤其职位越高女性人数越少，呈现明显的“剪刀效应”。
欧莱雅有一个面向全球女科学家的奖项。中国女科学家李方华获奖的那一年，韦钰正是评委。她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后来她不再担任评委，因为她看到中国女科学家的差距：“中国女性老获不了奖。”她也看到了产生差距的原因。“一个人是奋斗不出来的，你要有科研环境，要有一个群体。”
女性科研人员这种现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女性承担着生育、照顾家庭、教育子女等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得她们在博士或博士后毕业的几年时间里，度过事业与家庭最焦灼的状态，有的人选择离开科研岗位，有的人在事业上失去了成长的契机。
“她们做不出成果绝不是智力上与男性有什么差别。”这是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的共识。
“许多杰出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家庭重担的压力下，逐渐失去与男性竞争的能力，学术争鸣中再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还有一些，则彻底放弃了科研，退出了科技界。这对一个热爱科技工作的女性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结局和极大的损失，对整个科技界、国家来说何尝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国家曾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培养她们！今天，社会的文明进步已经让女性在各行各业都开始崭露头角。我们认为，在女性稀少的科技界，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帮助女性重返科技界，使女性能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开展竞争，这不仅必要和可行，更是对科技界、对国家意义重大的举措。”这是3年前物理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意见书中的片段。
吴令安说，有很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等情况更糟糕，但是他们国家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吴令安要做的就是呼吁国家尊重和正视性别特征，制定政策，使她们——生育后的科研女性“重返科技界”。
男性欢迎的科研伙伴，稀缺的科技资源
科研世界没有女性行不行？刘恕对记者说，女性科技队伍的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要十分珍惜。她分析道，我国科技界对女性科技工作者有良好的评价，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中被公认为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些良好评价依次为：工作认真、周到细致、易于合作、有持久性、能创新等。这些优势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学科中体现得愈来愈明显，女性为科技作着越来越大的贡献。
吴令安认为，女性与男性不仅智力相当，而且各有优势，这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而多样性的思维对科学的快速和健康发展，作用不言而喻。可以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到科技界时，她们不同于男性的、创新的思维，势必会让整个科技界面貌焕然一新，而科学发展的历程，也必然会因此而更加绚丽多彩。曾任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主席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张图南指出，从事科研的男性人数和挖掘潜力已达到极限，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很少，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未充分发挥作用的智力资源。
最有趣的是刘恕引用分析的数据，我国科技界对女性伙伴的评价不低，男性科技工作者大都认为女性是良好合作伙伴，欢迎女性走进科学技术殿堂，特别是自然科学界超过70%的男性受访者希望增加女性伙伴，以使长期被“男性主宰的世界”注入多样性。
“生儿育女后的女性，绝大部分正处于从事科研工作的黄金时期，经验和创造性都到了人生的顶峰。让这样一批人重返科技界，对国家而言，是挽回了损失，意味着不花任何代价获得大批富有科学素养的人才；对女性个人而言，在这段特殊时期能获得一些扶持政策，有如在科研事业长跑中获得的助推剂，帮助她们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在原有的科研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所长，达到年轻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临界能量，为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吴令安说。
要求面向女性的公平待遇
去年秋天的圆桌会议上还有一段小插曲，会议的时间安排与“科学创新与经费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政策研讨”专题活动的时间有冲突。这使得与会者抱怨，女物理工作者也愿意去参加基金委的资助政策研讨会，还把许多男性吸引过去而无法参加圆桌讨论。这时，吴令安就派一个学生在那个会场“把守”，一散会，立即就把那位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演讲者请到圆桌会议的会场。
原来自2004年前后，吴令安就关注女性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情况，她统计的最新情况依然“触目惊心”：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30~40岁之间女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的为5%左右，41~50岁之间为最高峰13%左右，51~60岁为9%左右。而这个情况在2004年~2006年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2006年，40~50岁期间的女性，获得资助的比例降至10%左右。吴令安用“后继无人”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从女性申请到基金的绝对数字来看，2005年物理学科获得基金资助的女性为1人，其他学科获资助的女性为26人；2006年则分别为3人和29人。这些数字相比2002年、2003年、2004年均有下降。
物理学会女性工作委员会在世界物理年前夕就提出了“关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保证女性基本比例的提议”，3点建议分别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运行中保证女性达到一定比例，保证在每个学部里作为项目申请的负责人，女性至少占10％，在申请资金中，女性获得的基金资助比例至少为10％。对由于生儿育女暂时离开科研工作的妇女采取保护措施，设立一定年限（如3年）的专项基金，帮助其尽快回到原来的科研领域，迅速建立自己的科研、实验平台。低于45岁的中青年女性科研工作者，在基金申请中择优考虑，为她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以鼓励年轻的女性从事科研工作。
那次圆桌会议，基金委数理学部物理一处丘志仁先生听取了女物理工作者关于基金资助政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对女性在基金委获得资助的比例统计数据特别关注，表示要建议基金委今后也注意从这方面进行统计，并关注所反映的问题。
韦钰现在推动的一件事是呼吁给生育后的科研女性一笔启动经费。“现在科学发展很快，生完小孩以后，原来的项目接不上了，让她们怎么做？回国人员都有启动资金，女性为什么不能有？”
刘恕认为，承认男女差异，对女性照顾和关爱，是最大限度展示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潜能、充分发挥女性特长的重要条件。她说，这些应该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上。
她建议，对于女博士，对于比较看好的年轻女性，应该早点启用，在本科、硕士、博士的连续科研时间内，给她更多的机会，采取灵活措施，使她不致在30岁左右的生育时期脱离科研队伍。同时，刘恕指出，现代科研方式使科研人员也可以在家办公，如果政策到位，也将为女性提供这种可能。
吴令安的提议还有，目前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对年龄的限制是男女“一刀切”，超过35岁就不能再申请，她认为这对女性不公平，很多女性在此之前要完成生儿育女等任务，成果肯定没有男性多。她说，对于女性应该引入“学术年龄”的概念，即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多少年还有申请资助的条件，这才是对女性的公平待遇。“平等不等于公平”，她向记者灌输了这一理念。
很多研究院所不愿意要女博士的就业歧视，男性与女性不能同样年龄退休的年龄歧视，很多专家都认为应该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吴令安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中国的科研女性在国外的科研机构干得很好，缘何？美国法律要求科研院所的女性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所以女性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记者采访的科研女性，没有谁能说出女性在政策层面上得到的保护和鼓励。当记者问到张熇时，张熇说：“你看我们单位在忙着搞巾帼英雄的评选和表彰。”这成为很多科研单位的现状。
有着1.5万余名女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院，非常重视女科学家群体，经常在京区党委和妇工委的组织下举办女科研干部的培训联谊研讨，以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并推荐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等优秀科学家走向全国。但是，也依然没有关注女科技工作者政策决策的机构。
近期，吴令安又要启程去美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她被邀请作一个关于中国女物理工作者现状的报告。被问及“您认为这8年来，您在政策层面上有什么推动”时，吴令安说，这个工作可能像我国的环保事业，要一步一步来，媒体造势也很重要。
是什么导致中国女科技工作者中年转向，放弃科研，从而出现“沙漏”效应，我国高端乃至世界知名的女科学家越来越少？其实专家们归纳了自身和客观的多方面原因，甚至如刘恕所说，这是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因此，我们更需要探讨如何化解女科学家们的困境。
对科技领域的妇女问题作更多研究
去年8月，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专门面向中国女科技工作者的协会在过去的中国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更名的基础上成立。这个十余年没有开过大会的组织，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依然有80多名代表赶来参加会议，并且，很多人年事已高。就是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同意了更名为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提议。韦钰在缺席会议的情形下，被推选为会长。
协会成立后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重新登记会员、建立女科技工作者的数据库等等，但他们做的几件事之一是派副会长王志珍院士参加了去年11月由韩国科技部举行的妇女与种族团体参与科技的现状的研讨会。这个会召开的背景是妇女和种族团体正逐渐成为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资源库，国际经合组织在制定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政策时要分享这些信息。王志珍参会回来，深感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与欠缺，并立即给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和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写了一封信。
她说，很多国家比较早地对有关科学、教育中的女性情况有所研究并具有较详细的数据，特别是韩国近年来开设了支持妇女从事科技的国家研究所，政府承诺至少支持该所10年，这是他们从美国学来的经验。
让王志珍着急的是，在韩国她得知一位日本教授编辑出版了一本《科学界女性传记词典》，亚洲女科学家收集不完备，中国就更不全。王志珍列出的6个名字记者只拼写出林巧稚和鲁桂珍，如吴健雄这样的大科学家都不在其列。王志珍看到我国对女科学家研究的不足，她担心“我们中国人自己还不如日本人对中国女科学家的贡献更关心”。
虽然我国陆续有一些机构针对女性作一些专项研究，但显然我们对女性从事科技的研究和所做的工作，与国际相比距离不小。吴令安说，很多男性领导并不重视，每次会议，如物理学会年会的圆桌会议，她是“连哄带骗”让一些男士参加；而在去年，美国的国家基金有专门面向大学男性领导的女科技工作者议题会议，有专门的提升女科技工作者领导能力的培训等。吴令安说，国际上，在联合国的会议中，所有下属组织在统计工作中都要按性别分析，而我们国家却没有这个习惯。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主席曾向各国物理学会发信说明：“我在考虑你们提出的会议申请的时候，如果组委会里面没有女性的话，我将不提供会议经费，女性的参与会使女物理学家发言的人数越来越多。”
据悉，在日本等国都有鼓励女中学生走向科学的活动，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专业的性别教育，有专项基金为女性从事科研服务。现任中国科协青少年辅导员协会理事长的刘恕认为，女性进入科技领域要从青少年抓起。从事科学研究，喜欢探索，离不开兴趣，仅把它作为一种职业是不够的。
这几年，在吴令安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物理学会去年设立了专门奖励女物理工作者的“谢希德奖”，去年是第一次颁奖。两位获奖者分别是山西大学光电研究所的谢常德和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叶令。
现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的刘碧秀在一次开会吃饭期间，与一位女博士邻座，当女博士听说她有意今后对女性与科研作些研究时，不禁大倒苦水——儿子两岁，丈夫不在身边，“我真不知是不是该辞去工作，做全职妈妈？”女博士渴望得到帮助的痛苦表情刘碧秀至今记得，更让她觉得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吴令安认为，在科技界制定一些措施保护妇女、鼓励妇女，绝不是保护落后。因为我们要保护和鼓励的是那些曾与男同事并肩工作在科技前沿的妇女，是那些因为生儿育女暂时离开科技工作的妇女。保护和扶持这些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杰出女性，不仅不是保护落后，而是建立一种更公平的科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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