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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乐李国杰等：纪念科学的春天3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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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中国科学院院士）：
以实际行动纪念“科学的春天”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成就辉煌。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并且主动提出来抓科技和教育。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科学是先行的。1978年3月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1978年的3月18日到3月31日，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大会，聆听了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科技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后来这一论断发展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指出广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代表，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其实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还通过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1978年夏天，数学所研究生考试时，1500多人来报考；1977年10月，中科院在党中央的批准下，破格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国家实施津贴制后，我们年轻的科研骨干，每月领到了50元津贴，那时我的工资是69元。1977年9～10月，国家召集1000多位科学家，在北京友谊宾馆讨论和制定1978年~1985年全国学科发展规划……30年来，这些措施在科学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30年来，中央政府始终对科技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尤其是近10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长期努力，我国科技的总体实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度发展的需求；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也已经茁壮成长，成为科技队伍的主力军。
多年来，科技已经在我国前进的征途上发挥了先导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其一，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我们需要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引导高新技术发展，解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不断出现的重大问题；需要基础研究来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学术领军人物，来指导应用和开发研究工作。
其二，近10年来，虽然我国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有很大改善，但整个社会受商业化和物质化的影响比较大。许多青少年缺少远大志向和理想，缺乏对学术和专业的探索和追求，没有长期努力和克服困难的准备，很难成为高水平的人才。要想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有所建树，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科技界“70后”，甚至“80后”的人才，进一步重视基础研究的革命性和突破性的作用。
其三，要改善科研管理机制，倡导创新，倡导学科交叉；提倡长期探索，刻苦攻关，水到渠成；同时对科研上的失败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基础良好，并已做过一些较好研究工作的学者，要在一定时期内，给予稳定的必要支持；在学术评价上，持慎重态度，尊重同行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国际同行的评价。
最后，让我们用赶超国际最高科学水平的实际行动，作为对全国科学大会召开30周年的最好纪念。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立国家级战略创新领导小组
30年前，我有幸参加科学大会，在规划组。
科学大会有四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有句话，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力、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我们理论物理所就是根据这条成立的。
到了1988年9月5日和9月12日，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段话极其重要。
小平同志还讲，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来说的，而不是纯粹的理论、观念。把上述理论综合起来，就是十七大报告当中提出的一个新理念。在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方面，第一条措施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十七大报告还认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段话非常重要，与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和1988年所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一脉相承，只是当成了战略方针写到报告里面。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战略的创新，这个创新不是一般的创新，是在生产力的发展战略上有所创新。生产力的战略创新事关国家发展的全局，需要综合地研究科学、技术、地理、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才能作出决策。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呼吁成立各种不同专题的国家级战略创新领导小组，集合各方面的人才，对各种发展战略进行反复的调查研究，深入地讨论、辩论、争论和评论，最后送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付诸行动。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学习小平同志讲话付诸行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吴明瑜（时任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揭开改革开放序幕
30年前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关于全国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是因为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才有了科学技术工作方面的变化。我不断在想，小平同志讲话的深远意义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还不仅是为科学工作带来了希望的春天，郭沫若同志说：“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小平同志的讲话不仅是对科学技术工作有巨大的影响，许多科技工作的变化都是在科学大会前后产生的，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科学论断所起的重要影响。
回头看，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新的建国纲领，或者叫治国纲领，概括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虽然我们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事实上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小平同志的这一思考已相当成熟。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不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可言。
30年的变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所以说，是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明廷华（时任中科院秘书处处长、李昌同志秘书）：
继往开来 整合创新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科技史上空前的盛会，这次盛会解决了科技工作当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领导科技工作当中，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它的影响所及不仅仅是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是为整个知识界迎来了春天，也为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非常好的铺垫和准备。
今天中科院召开纪念“科学的春天”座谈会具有特殊的意义，会议的主题是“继往开来，整合创新”，非常好。纪念科学大会最好的实际行动，一是要对30年来科技工作的发展历程进行认真的回顾和总结。科技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30年来同样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包括从科学工作的地位到机制体制，从科技工作到科技工作者的理念，再到科学工作的布局等，不仅发生了重大变化，还积累了不少经验，科技工作为经济、社会、国防建设服务作出的贡献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现在的科技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全国科学大会尤其小平同志的讲话标志着党和国家领导科技工作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十七大以来，特别是200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包括十七大，最主要是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领导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从理论上发生了又一次新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次飞跃可以说是第一次飞跃的深化，是第一次飞跃的继承和发展，两次飞跃具有相同的历史性。现在，科技工作面临新形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是值得考虑的。
我提出几点意见，一是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1985年以来，体制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科技资源投入很大，但资源利用的效率仍值得反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制体制上存在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
二是加快创新体系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提了很多年，我感觉实际的增长不太大，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关于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总体框架到底是什么，十七大又提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考虑。
三是要在创新文化上下功夫。创新文化最早由中科院提出来，非常好，但创新文化到底涵盖了什么内容、解决了什么问题还不很明确。创新文化的建设不能泛泛而论，要有针对性，要改变多年的思维定式，倡导理性质疑，勇于超越，抛弃对权威的迷信。其次要倡导以“家”为荣，清除以官为贵的封建影响。第三是要营造一个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反对自我封闭和互相攻击。最后在发展队伍、壮大规模的同时，要更多在提高队伍质量上下工夫，尤其在培养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方面下工夫。
罗伟（当时在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工作）：
科技高速发展是时代标志
纪念全国科学大会召开30周年，首先要继续贯彻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方针，更好地理解和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才取得了改革开放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伟大成就，这个成就评价再高也不为过。
系统地回顾和总结这30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认为凡是改革的措施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是个长期的不断探索的过程；不能认为凡是市场化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因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小平同志关于科技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改革的目的，有很明确的表达，他提出“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当然包括科技这个生产力在内，而且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小平同志还提到，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显然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科技的高速发展。
但是，我们更多地注重科技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而对科技的基础作用还注重不够，尤其忽视了科技还具有提供知识和人才的广泛作用；比较注重科技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对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正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却注意不够；强调了市场需求对科技的拉动作用，其实政府的推力跟科技本身的动力也十分重要；更多地注重了微观机构方面的改革，而对宏观机制方面的改革还注意不够；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当中，政府应当起的主导作用强调不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主体的有机结合至关重要。
当然，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每个问题都难免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只要思想路线端正，我们就能够更快更好地前进。
郭曰方（时任方毅秘书）：
我们仍需大批科技巨人
30年前，作为方毅同志的秘书，我有幸亲历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往事给我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30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那次科学大会对国家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带来的巨大变化时，感慨万千。
30年前，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其中，他最为重视、最为关心的就是人才问题。1977年5月12日，他约见方毅，重点谈了人才培养的问题。在同年8月初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小平同志特别讲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等论断。全国科学大会还表彰了数千名科技人员和科研成果，他自告奋勇要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推动下，恢复了高考，派出了留学生、访问学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很多国家签订了人才交流的协定。时至今日，贯彻科学发展观，培养和造就一流的人才，出一流的成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依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想到两句话：恩格斯在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时曾经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汉书·司马相如传》里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我们需要大批科技巨人、大批非常之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就必须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营造人才辈出的创新文化环境，从体制、制度、评价机制、资源配置、学术交流、公平竞争、人文关怀等各方面，采取切实措施，激励人才。我们期待中科院和全国的科技战线不断涌现出令人自豪的创新成果。
林文澄（当时在中科院计划局工作）：
不维护真理就没有今天的基础科学
今天纪念科学的春天，大家一定都会想到对科技界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些非常新的、很及时的良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恢复高校招生等。后来，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同志来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他们一来就非常注意怎样恢复科学家的工作信心，怎样恢复他们在公众心中的尊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科学家的尊严受到很大影响。
我记得当时胡耀邦同志找了钱三强谈话，我也参加了。胡耀邦鼓励说，科学家应该树立起自信心，勇敢、大胆地投入工作。当时，三强同志非常感动。三强说：“领导同志非常关心科学的发展。”
小平同志的理论对整个科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科技界的同志绝对不会忘掉这一点。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慨。
第二，关于基础科学的问题，过去很多年很多人对基础科学有误解，总认为基础科学好像是脱离实际，是与生产力没什么关系的一套东西。应该说，我们的老科学家是能坚持真理的，像当时的卢嘉锡院长、周光召院长、严东生副院长，当时他们在主持科学院工作，坚持要发展基础科学，绝不随声附和。
维持科学院这样规模的机构以及科学家的威信，为什么使钱三强同志那样感动呢？应该说，中央和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有很大功劳。如果没有这些老科学家领导维护真理、维护基础科学的真实发展方向，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基础科学。
李国杰（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做战无不胜的科学王牌军
30年前的科技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近30年的大发展。1978年开全国科学大会时，我还在地方上一个工厂里任技术员，虽然没有亲历大会，但学习了大会的报告精神。历史上有种说法叫一言兴邦，我觉得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影响了中国的历史，20分钟的讲话影响了30年的发展。
作为科技人员，重温邓小平同志30年前的讲话，一方面，对我国第二代领导人的英明决断感到由衷钦佩。另一方面，对他指出的一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布置的任务还没有出色完成而感到责任重大。
30年来，我们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总的来讲，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还比较低。不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研究所，我们面前确实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科技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符合我国国情和科技发展本身的规律还在摸索之中。
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还讲到：“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进去，才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
现在基本上不再讲“又红又专”了，但如果把“又红又专”理解为有德有才的话，在今天的形势下，仍需要大力提倡。中国科技人员个人智商水平不见得高于国外，国外的科学家、工程师，也不会放慢前进的步伐，我们凭什么做到“后来居上”？中科院应该像战争年代的王牌军一样，哪里有困难就冲向哪里。我们只有比国外同行作出更好谋划，更多地付出，我们的团队才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可能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进步。
如果把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看成是“科学的春天”，那么现阶段应称为“科学的夏天”，对庄稼人来说，夏天是最辛苦的季节，对于我国的科技人员来讲，今后20年，可能也是我们为建成科技强国而奋斗的最艰苦岁月。我们不能辜负前辈希望，也不能错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机遇。20年后，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迎来硕果累累的“科学的秋天”。
吴岳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伴随“科学的春天”一路走过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是1978年6月9日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成立的一个新兴的研究所，也代表全国理论物理界的一个愿望：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需求，提高国家理论物理水平。量子力学使大家认识到理论物理的重要性，它在各个领域，特别在半导体、激光、光纤维通信等方面发挥了基础研究的作用。
正是因为有30年前的“科学的春天”，才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今天的蓬勃发展，才有今天一大批活跃在科学前沿的、正在起着骨干作用的年轻科学家，中科院理论物理所也是伴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路走过的。
1985年，理论物理所率先作为中科院两个开放所之一，向全国开放。1998年，理论物理所在中科院领导的重视下，作为12个知识创新单位之一进入了知识创新工程。理论物理所还加大了对国外开放的力度，2004年，国际专家给予理论物理所以高度的评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所。”
2006年，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进入三期的时候，又成立了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它的目的是要联合我国理论物理学界，尝试新的发展模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验相结合，踊跃促进物理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和发展，面向科学发展自身需求，面向国家的需求，也面向社会发展的需求。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全世界共有15个，都选择最好的大学和研究单位。这个所的建立说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也表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推动理论物理所走向国际，给国内外理论物理工作者提供了高水准、长期稳定的合作交流平台。“卡弗里”打破了传统研究所和大学之间各自为战的模式，是全方位的开放，是新的运行模式。
理论物理所今天的成绩也是“科学的春天”3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和见证，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为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发挥理论先行的龙头作用，走向更加辉煌的“科学的春天”。
段恩奎（中科院动物所党委书记）：
自主创新是当代科学家的历史责任
30年前那个春天，我的老师以严谨的态度、激动的泪水，开始了他12年来第一堂真正意义上的讲课。作为一名22岁的青年学生，我当时很难完全体会那一代饱经磨难的老知识分子获得新生后的激动心情。
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使得那一代科学家可以在基础比较薄弱、经费不够充足、生活待遇不够富足的条件下，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夜以继日的拼搏精神、渴望强国富民的爱国激情，为中国经济腾飞甘洒热血，鞠躬尽瘁。
也正是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我走上了科研道路，从工农兵大学生，逐渐成长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30年后的今天，中国科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奔月梦想，这一切，应该归功于30年前那个科学的春天。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是我国迎来的又一个科学的春天。
今天无论是科技投入、科研条件还是科学家的生活待遇，都比30年前有了巨大提升。当代中国中青年科学家，应该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在自主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要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将个人兴趣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把破解与国家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科学难题放在首位。
承担这一责任必须具备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不拘泥于以PI制（研究小组负责人制）为主要研究单元的研究构架，在国家重大任务的牵引下，组织若干攻坚团队开展学科交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研究群体。
同时，也应该支持一部分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方面的研究，创造宽松、自由，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要宽容失败，鼓励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力戒学术浮躁，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塑造科学家良好的社会形象。
最后，让我们以郭沫若先生30年前的期望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共勉：打破常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永葆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洪文（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尽职尽责做好工程科学家
我是2002年进入电子所的。我想谈的第一感受就是工程科学家的概念。
我从事的工作是微波成像，这个领域一直走的是自主研究的道路。到电子所后，我第一次从事的工程项目就是国家大型的工程项目。首先遇到的是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挑战。要迅速搭建起系统的概念，其次要迅速发现关键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质量的要求，有大量用户、技术协调，因为不是成熟的项目，同时还有非常多的关键技术攻关。在一年之后我感到非常困惑。
在北航时，我的博士生导师就告诉我应该成为一个工程科学家。2006年中期评估的结束语中，我写了这么一句话：“过去4年的经历，使我刚刚开始对工程科学家这个概念和其内涵有了理解和初步描述的能力。”
今年年初，路甬祥院长在冬季党组扩大会议上讲到科学院与高校和其他研究团体的区别，其中对承担国家大型工程给予了高度肯定，这对我本人还有我的同事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我想谈的第二个感受就是大家谈到的“科学的春天”最重要的含义——彻底地解放思想。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要打破禁忌，树立信心。我们在去年做了一些培养后备力量的工作——陆续为研究生设计一些同高校培养不一样的课程，增加系统级和其他相关的知识和经验，2007年下半年已经开设了两门课程。
1978年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我的父母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我自己也在研究所长大，后来在高校服务过5年，在电子所工作了将近6年。看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一段时间。而我国的发展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荣幸。我的同事们知道我要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都表示，一定会尽职尽责、解放思想，向最高端的国际水准看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
徐星（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室副主任）：
国际化程度还需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世界性和国际化，改革开放尤其是知识创新工程，把科学院的基础研究推到了国际基础科学研究的整个体系当中。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科研工作者，刚刚参加工作时，国内基本没有网络，我自费在中关村一家网吧买了一个电子邮件的信箱，通过这种方式和国外一些学者交流。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基础科学研究必须走国际化道路，所以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用英文写的，前几篇论文也基本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由于国外的体系和我们很不一样，发表这些论文花了我很大力气，至今印象深刻。
国际参与程度的加深对科研能力的提高大有好处。慢慢地，我们不仅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且参与到国际评审体系当中，也有国外的学术刊物要求我们评审他们的论文。这些年我评审了大量国际刊物的论文，虽然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有两个好处：第一，评审工作不仅评审别人，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让我知道国外研究的最新思路和思维方法；第二，参与国际评审体系也把我国的科研工作跟国外的基础科研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我认为，参与国际评审体系和参加国际会议是我国基础科研应该比较重视的两个方面，以后在科学院的评价体系中应该加强。
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知识创新工程进行了这么多年，我国很多学科慢慢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国际化的研究所。现在的科学体系毕竟是西方建立的，西方人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在某些程度上应该比我们更加深刻，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直接引进国外人才。最近我从外国引进了两个博士后，与研究生交流，效果非常好。
改革开放30年来，相对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科学体系的开放程度还需要加强，国际化的程度还需要加强。
（整理：祝魏玮 陈欢欢 张巧玲 摄影：祝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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