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了很多的时候，张鸣的梦想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想当作家。在后来读书的漫漫长途中，他才渐渐明白，其实书读多了，并不一定要当作家，还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可走——搞学术研究。
教育感言
教育不是教给学生知识和方法，而是激发一个人的潜能。
现在学生的阅读量越来越少，实际上，教书应该教会学生怎么读书，考试并不是很重要。
现在导师的声誉不值钱，实际上学界应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建立自律，要让教授把声誉看得高于生命才行。
懵懂求学路
“我其实就是一个爱读书的野孩子！”张鸣对于自己的评价，和他博客的评论文章一样坦诚和直接。只不过，爱读书的他，走过的求学路却并不平坦，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坎坷甚多。
从小就爱看书的张鸣把身边可以读的书几乎都看完了。有传统的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是后来才找到读的）。也有一些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英雄小说，如《烈火金刚》等。还有一些没有封皮，只剩下内容的书，这种书，后来张鸣才知道，实际上是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名著，只不过当时（“文革”期间）属于禁书，故而书的主人大多把封皮撕去，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那时候，很多书都被烧了，让人找不到书看，实际上是一种反向刺激，让喜欢读书的人更加饥渴，形成了畸形的求知欲。” 因为看完书后还要相互传阅，很难再找回来看，这种特定时期的可遇而不可求，让那时候的张鸣锻炼出非同一般的阅读能力：三小时看完一本300页的书。
等到年龄稍长，上了中学的张鸣读书的范围更加宽广，越发感到书籍的匮乏。幸好，学校的老师多为北京、上海知青，那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他们会通过关系，时常到旧书店去“淘宝”来增加学校的藏书。这些书，一般是不让学生看的。不过，老师还是被张鸣对读书的狂热所打动，特准他翻阅这些书。
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加，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张鸣的文字功底有了展示的机会：经常帮助学校出黑板报等，还编写相声、诗歌，写话剧，写完了老师和同学们就演。这时候，张鸣第一次品尝到读书所带来的甜头。也正是在这个懵懂的年岁，张鸣萌发了要当作家的念头。
书读得多了的张鸣除了作家梦以外，还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就是“感觉自己有些想法了”。然而，因为“有些想法”的他却在刚踏入年少时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时值林彪事件爆发，一部分人开始反思“文革”。张鸣开始感到很震惊，因为那时候对于“文革”的正确与错误，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是，年仅十四五岁的张鸣当时也开始反思，还与同学通信讨论。到了全国刮起“白卷风”，涌动“反回潮”时期，张鸣的这些思想行为被揭发，作为惩罚，他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就被下放到农场连队去养猪，“我最痛心的是父母也因此而受到牵连”。
养猪之余，空闲时间很多，可手边可读之书甚少，张鸣开始捧起了鲁迅的书（此前他并不喜欢鲁迅的书），从杂文到学术著作，他越读越喜欢鲁迅，“我现在内心的批判精神可说是来源于鲁迅”。
等到1976年，近20岁的张鸣由于知青返城，空出大量的位置，当了一名兽医。一年之后，高考恢复，张鸣参加了首次高考，可命运又给了他一个绊子——尽管考分够得上所报考的北京大学，可政治审查不过关，算是白考。“后来我女儿考上北大，我说她总算是帮我圆了这个梦想！”
第二年，张鸣再度参加高考，有了前车之鉴，他选择了理工科，并且报考的是八一农垦大学。这一次，张鸣以高出本科录取线3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可在专业上，却又阴差阳错地从报考的畜牧专业转到了农机专业。“我后来还想，要是学畜牧专业，我肯定是个好兽医，没准一辈子就干兽医了。”
醍醐自灌顶
求学的挫折没有消磨张鸣读书的兴趣和欲望。虽然成天与冷冰冰的农机打交道，他还是继续做着自己的作家梦。上大学时，由于学的是工科，每天的课程负担都很重，学起来很累，这让张鸣感到很郁闷。郁闷之余，张鸣还是以读书来消遣。他抽空看完了《资治通鉴》，有关中国文学方面的书也看得很广，但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作家梦开始逐渐淡化。“那时候也写过一些东西，但感觉不好，都扔了！”
到了毕业，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去农场修拖拉机，要么留在学校教研室教党史课程。张鸣选择了教书。可当时，虽然书读了不，由于不是学文科的，有的老师却瞧不起他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准农机技术员”，这让张鸣感到尴尬，于是他决定考研，专业选择相当随便，发现目录上只有人民大学有党史专业，于是他就报考人大，“那时候有人听说我要考研都觉得不可思议”。
考上人大党史系的硕士研究生后，张鸣的第一年却在一种失落的情绪中度过——作家梦是不想了，书读得再多，能干点什么呢？于是，在围棋的陪伴下，张鸣度过了第一年的时光。到了第二年，张鸣开始意识到，还是应该好好读书，而且，读人文社会学科是可以做学问的。从此，张鸣静下心来，重新调整读书的主攻方向。张鸣回忆，那时候，党史系的读书环境很不错，没有太多的束缚，有导师及长辈的点拨，还有很多藏书可看，也可以参加很多活动，所有这些，都让他受益匪浅。
1987年，张鸣毕业时，一股文化热潮在中国掀起，让他感到学风太浮躁。回到原来的学校后，张鸣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继续读书，向做学问的目标进发，于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把一些以前忽略的书籍重新再读了一遍。
那时，他本想过一段时间后返回北京，然而这一想法一直拖到1994年才实现，最终他返回人大攻读博士。“这时候，我才算是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欲歌清月舞
从小时候爱读书，到真正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再到1996年正式发表论文，张鸣几乎用去了30年的时间。而一旦走上学术的正轨，张鸣长年的积淀很快就显示出应有的能量。其后的10年间，张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等学术著作不断诞生，《历史的坏脾气》等随笔更是广受读者欢迎。
可是，谈起自己的学术时，张鸣却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那样兴奋。
在张鸣的自我评价里，他就是一个另类的学者。“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仍然是一个另类！”之所以另类，张鸣认为，他在从一个爱读书的野孩子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只是把读书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是“稀里糊涂”地读书，让他走了一些弯路，没有常规的学术套路；而且，就传统的师承、门派的观点来看，他也不好说自己属于何门何派，研究都是随着自己读书的兴趣爱好而走，很少会去按部就班地作课题。
说自己是另类，张鸣也觉得挺好，因为没有门派，也就少了很多纷争，正好在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按着自己内心的需求、兴趣，作一点研究，“挺好玩！”
其实，没有门派还有一个好处，在张鸣看来，作研究重要的就是拿研究的实力来说话。“我和圈子里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一种陌生感，但研讨、相互之间邀请当评委等都没问题，当然也会有争论。”
而在记者看来，张鸣似乎就像一个“独行侠”！所以，张鸣教书也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读书，写读书笔记，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这一关最重要。其次是讨论，讨论时，有没有认真读过书，很容易就被他“甄别”出来。“爱读书的学生，说是就一本书写笔记，其实写出来，要看很多本。”读书笔记，从网上是抄不来的，“这就逼着他们多看书，认真看书，否则不可能写出有自己观点的读书笔记！”
但是，“独行侠”般的张鸣对自己的学术品性也有严格的要求。一般他不合著，都是自己出书，自己作序。而且，在发表论文上，也从来不挂学生的名字。
现在，张鸣坦承，前两年曾经带过30多个研究生（大部分是代退休的老先生和突然故去的同事带的），感觉很累，就希望能修整一下。然而，修整其实只是口头上的，由于被“忽悠”，他答应了香港某出版社的约稿，是一本关于五四的研究的书，而这并不是他的专长，所以，想要休整，恐怕又只能忙里偷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