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下午，刘东生在“2006中国科协年会——科学探险考察与原始创新”单元分会上作了题为《科学探险考察与创新》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寄望青年科研工作者要重视实践，要趁着年轻，到野外去，到大自然去，到实际里去，到实验中去……

 

 

当刘东生院士出现在“科学探险考察与原始创新”单元分会场的时候，全场的目光全都转移到他的身上，这位年近九旬但依旧精神矍铄的老人的从容气度令与会者的掌声整齐地响起来。“我这些年已经没有在一线工作了，做了一点科普的事儿，现在不是也有一个科普的任务嘛，我有责任做一些工作。”刘东生院士一开口就为自己做了定位。事实上，这话并不准确——众所周知，就在2004年9月，他还以87岁高龄随中国科学院罗布泊考察团进入罗布泊，进行了为期10天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刘东生一生与科学探险考察结下不解之缘，其探索足迹遍布黄土高原、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以及罗布泊等处。在报告中，他把自己关于科学探险考察与创新的思考和盘托出——从18世纪瑞士植物学家Saussure“有心栽花”的世界第一场登山运动讲起，沿着时间线向前后延展，讲到19世纪的达尔文、20世纪的丁文江以及17世纪的徐霞客。刘东生的故事中穿插着多年的思索，连年逾七旬、科学探险考察经验极为丰富的高登义、夏训诚都入了神，不住地点头。

 

 

“回顾一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科学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惊人的线索，那就是许多重要的科研创新或者科学发现和科学探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东生说，“丁肇中在报告中说，他一生重要的工作主要是五个重要的实验。实际上，丁肇中走过的其实也就是一条科学探险考察之路，只不过，他的探险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而不是在高山上，但其精神本质是一样的。”

 

他如数家珍地回顾了1760年两位勇士在Saussure的悬赏下登上勃朗峰的科学史实。他说，回顾登山运动的发展，可以发现登山的要点不在你的攀登，而在你的路线——这与科学研究工作是一样的，研究方向的选择十分重要。对达尔文的工作，他提示与会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达尔文能够做出那么多令人羡慕的成就？”对这一问题，刘东生院士引述达尔文的话——“我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先是学习，然后是环球旅行，然后又是学习，这就是我的自传”……他说，伟大的发现和创新来源于细致坚实的工作，只要不断积累、不断认识新的事物，只要得到机会，一个人的知识就会爆发出来，很多的科学创新和成果就是这样诞生的，达尔文的成绩就是典型的例子。

 

刘东生院士说，从总体上来说，科学探险考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刘东生还讲到丁文江的故事，并引述丁文江的话——“徐霞客究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徐霞客）已得之于280年前。”通过这段话，他说明我国科学探险考察的历史渊源。

 

丁文江1887年生于江苏泰兴，是我国地质事业著名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至少拥有‘八个第一’：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第一位地质学院的校长、第一位地质调查所所长……”刘东生认为丁文江是“中国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的杰出人物”，而丁文江做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登山必要顶峰，移动必须步行”。刘东生认为这难能可贵，因为我国固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观念，也就是重视理论层面的研究、轻视实际和实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桎梏着科学研究思想。一位叫做李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1833～1905）也曾说过：“中国文人难以摆脱对美的偏见，因而成为进步的障碍。在他的眼里，步行是低下的。地质工作就等于直接放弃了做人的所有尊严……”是丁文江率先打破了这一观点，他不但身体力行，还鼓励青年人登山涉水、不畏艰险，在中华大地上作出新的科学贡献。

 

刘东生院士说，17世纪的徐霞客21岁开始游历中华大地，18世纪的Saussure在22岁就开始登山运动，19世纪的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时年仅22岁，20世纪的丁文江投身科学探险考察那一年也不过24岁。他说：“也许这是一个巧合，但20岁前后是科学探险考察最佳的年龄段。”他引用毛泽东的“游之为益大矣哉”来勉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到实际中进行科学探险考察，促进我国科学探险考察和创新事业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