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面对祖国给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年过七旬，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王永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些年来我一直处于很兴奋的状态。使命高于一切，载人航天是一项历史使命，党中央、全国人民都寄予了重托。”王永志强调说，“载人航天工程是千军万马的事情，不是几个人能够干得了的，我个人也就起到一部分作用。”

 

“实际上，我的一生我自己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基本上都是党和国家给安排的。”王永志对记者说。但是在半个世纪前，王永志自己作出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选择。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特别喜欢生物，想搞物种改良，现在说就是生命科学，但正赶上抗美援朝。”王永志回忆说，“当时就想，只想改良物种是不行的，有国无防是不行的，得有强大的国防，叫别人不敢欺负。”抱着“不让人欺负”的目标，王永志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1957年，王永志迎来人生的一大转折，他经常称之为“难忘的1957”：这一年，他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从此，王永志的命运与中国航天紧紧相连。半个多世纪里，他先后领导和主持过多种新型运载火箭的研制，亲手创造了中国航天一次次创举。1992年，花甲之年的王永志接受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非常‘坐得住’的高技术领域，它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王永志说。但是，作为载人航天的领军人物，王永志感受最多的是压力：“因为这是搞载人航天，上头有人，怎么能确保它安全地返回，是非常关键的。另外，我国是在俄罗斯、美国已经搞了40年之后搞飞船，要搞一个什么样的飞船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愿望？怎么才能显示中国的综合实力？才能不使中国人感到失望？”

 

“因此，在拟制整个飞船工程方案的时候有一条要求：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从总体上体现中国特色和技术进步。”王永志说，“中国的飞船一上天，就要和国外搞了40年的飞船比翼齐飞，不相上下。”事实给了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认准了的事情，王永志就一定要干到底。”王永志的同事这样评价他。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发射市场出现运力短缺，为将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发射市场，时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的王永志和他的同事们筹划着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式火箭。1988年11月，在决策的关键时刻，王永志代表火箭研究院立下了“军令状”：一旦决定研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火箭树立在发射台上。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这项任务，此时距离“规定的时间”仅有18个月。一些外国同行都认为他“疯”了，在他们看来，“没有3年是不可能完成的”。“成功”替王永志作出了最好的回答。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首飞获得成功。“长二捆”的研制成功，将原来的“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提高了近2倍，不仅加强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为今后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怎样的18个月啊，”人们形容王永志和他的同事是“没了亲戚，没了朋友，什么都顾不上了”。18个月时间，仅设计出来的图纸就有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一人一天要画17张。从立下“军令状”到火箭冲上九霄，王永志的体重整整减了11斤。

 

“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是非常投入的。国家在飞速发展，只要你努力，做一个有准备的人，机遇总是有的。”王永志说，很多机遇自己都“碰”上了，“但是这些机遇的获得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个人的条件，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个人的愿望和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才总能实现。”

 

“‘神舟’五号的成功，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但是我想，更伟大的事情还在后头，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探索宇宙和利用宇宙空间也是无穷无尽的。”王永志说，“我已经过了70了，如果我是50岁就好了。但是，我很欣慰的是，通过搞了20多年的航天工作，我们一批年轻的航天人才已经起来了，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个事业推向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