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捐赠基金（endowment），就是附加某些约定或是条款而捐献给一个机构的一笔捐款或是一笔资产。在美国，许多富有大学的捐赠基金数额都超过10亿美元，而一般所说的美国顶尖大学富可敌国，大体指的就是其拥有巨额的捐赠基金。如哈佛大学约为350亿美元，位列全美高校之首；耶鲁紧跟其后，约为225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约为140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约为134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约为59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约为53亿美元；杜克大学约为39亿美元。一般来说，大学接受捐赠基金的用途包括：学生的经济资助、教学、研究与创新、公共服务、体育等。

 

美国立法规定，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每年必须支出其基金总额的5%。但对大学的捐赠基金却无此规定。大学的捐赠基金同样享受免税待遇，这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一样，加之它可以用于长期的投资，因而基金的总额往往不断攀升，使各大学受益良多。

 

然而，当各高校为拥有庞大的捐赠基金而欣喜的时候，大学的学费却呈现出了火箭式上升的势头，致使美国低收入家庭，甚至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大有供养不起大学生的倾向。

 

 

近年来，美国的大学学费大幅上涨，达到了人均收入的两倍，若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学费涨幅超过了35%。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调查报告指出，在2005年，一个大学生的花费就占了整个家庭收入的70%。虽然很多学生获得了助学金或是奖学金，但大多数人仍然需要贷款以资助自己的学业。该报告还说，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报道，2007年，个人贷款增长了989个百分点，而助学金才增长了206个百分点。另据美国高校财务主管协会对785所高校的调查显示，2007年，捐赠基金一年的平均收益率是17.2%，而捐赠基金在财政年度的实际支出率才4.6%。

 

由此，美国国内对富有的大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认为这些大学囤积基金，用于投资，却不用于学生和社会。

 

今年1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要求捐赠基金超过5亿美元的136所高校提供详细的捐赠基金数额以及花费的数据。参议员、财政委员会监管委员查尔斯·格拉斯里、众议院众议员皮特·维尔茨试图提出立法，强迫高校每年的捐赠基金支出也要达到基金总数的5%。格拉斯里问道：如果一所大学培养所有的本科生只花费其财产的1%，那么，其捐赠基金还要免税，这合理吗？

 

在社会舆论的一片讨伐声中，2007年年底与2008年年初，美国顶尖大学如哈佛、宾大、耶鲁相继宣布提高捐赠基金的年度支出数额，大幅提高奖学金、助学金，扩大受益学生面，甚至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减免学费，之后一些美国大学跟进。

 

然而，大学学费昂贵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缓解，就在当下——2008年的夏天，在新生入学的通知单上，学费依旧是呈上扬的趋势。

 

很显然，现状使立法者认为，更多的大学需要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来。

 

 

9月8日，在华盛顿国会山的财政委员会听证室，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里、众议员皮特·维尔茨组织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题为“最大限度地使用捐赠基金、使人们付得起高等教育费用”，专门讨论大学的费用问题。

 

格拉斯里说，他们召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探索捐赠基金的价值与大学消费之间的关系，捐赠基金在法学与会计学上的概念分别是什么，若立法要求捐赠基金一定的支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来自全美教育界的24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莫莉·布罗德，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大学协会副主席雪莉·提尔曼，佛蒙特大学校长丹尼尔·佛基尔等。

 

会议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如何理解大学消费，着重考察大学消费以及学费迅猛上涨的比例以及原因。第二，什么是捐赠基金，主要从法律、信托、会计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捐赠基金的概念，目的是考察能否实施强制性的支出决定。第三，强制性支出是否有益，主要探究了对私立基金实施的强制性支出的历史与效果，并且探讨了在高校捐赠基金与学费同时上涨背景下的影响。

 

格拉斯里在致词中说，“能够上大学”和“上得起大学”，乃是今天与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针对捐赠基金，他直言不讳地提出，“高校是否有不仅包含具体目标、还包括如何消费的筹款计划呢？筹款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对学生的资助目标？”他说，既然大学得到了免税的实惠，仅在2007财政年度中就超过了170亿美元，那么，人们有权质问大学：你们反馈社会的够不够呢？他希望这样的问题，能够促使大家共同思考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面临指责和压力，高校的校长们和来自高等教育界的人士还是为高校的学费上涨作了辩护，并且明确反对强迫高校支出捐赠基金的立法。

 

代表全美1800余所高校以及高校协会、高校组织的美国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布罗德，在发言中主要勾勒了高等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劳力、预算内资金、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所带来的技术的变革、政府的规定等。她谈到了大学是如何使用捐赠基金来降低大学消费的，告诉与会者已经有庞大捐赠基金的高校把基金用在了他们的运营预算中，以此降低教育学生的学费成本，还为帮助学生入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济资助，特别对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了帮助。那些拥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给付的助学金几乎占了学费的80%，而且，这些大学成功地管理着捐赠基金，既想方设法为在校生和社会服务，同时也保证未来学生的需求。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提尔曼说，要想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同步，那么，这个过程肯定需要花费巨大。每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诞生，如基因学，它都需要新的花费。她说，当普林斯顿建立基因学机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转回头来砍掉那些古典的学科。

 

大学的校长们和教育界人士都表示，很多大学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使人们能够上得起大学。布罗德说，高校提供的资助经费总额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还多，由114亿美元增长到了263亿美元。她还特别指出，尽管大家的焦点都聚集在最富有的大学和高昂的学费上，但大多数大学的捐赠基金数额并不多。她说，顶尖的75所大学，占据了全美高校所有捐赠基金的71%，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只有3%的大学生是在每年超过2.5万美元花费的大学里学习的。佛蒙特大学校长丹尼尔·佛基尔说，尽管大学学费上涨，但佛蒙特大学自2002年以来，学生的人均花费下降了886美元。该校的大多数学生来自外州，正是他们支付的高昂学费补助了本地学生。

 

针对捐赠基金的立法问题，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地认为，强制性措施的出台并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提高低收入家庭升入大学的机会。大家甚至担心，若出台这样的政策，不仅无助，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那些捐赠基金少的高校来说如此，而这些高校又占据了全美高校的大多数。

 

雪莉·提尔曼说，“大多数高校没有普林斯顿的资源。对它们来说，一种强制性花费的措施，只能破坏学校处理捐赠基金的能力，减弱提高助学资助的灵活性。”她还以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经验为例说，每年捐赠基金的总值是上下浮动的。好的时候，可能兴高采烈，而坏的时候，可能就得裁人了。

 

一些与会者还提出来，采取强制性措施提高花费捐赠基金的比率，会干涉它们在经济低迷期运作经费的手段，也很难将捐赠基金用于经济资助。强制消费的话，人们可能就不会消费得聪明，消费得恰到好处。他们反问道，若是没有好的项目，干嘛非要去花它呢？还不如放在资本市场里好。

 

同时，与会者还特别提出来，捐赠基金大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比如，很多捐赠人捐献给学校时，明言就是要建医学院，那么，这笔款项就无法用于本科生的经济资助。再比如，善款是捐赠基金的最主要来源。它们一般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只能用于设立学生的奖学金、教授职位、新的研究项目或是添加新的器械。正因为如此，捐赠基金一般用于长期的投资，以平衡当下之需与未来之需。所以，大多数高校董事会都愿意接受一个平稳过渡的平均的消费计划。

 

 

然而，一次圆桌会议无法将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此解决。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双方的妥协。

 

一方面，一些大学在使低收入家庭、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大学”方面，作了（或者正在做）很多的努力。仅以哈佛大学为例，在2006到2007学年间，若家长的收入低于6万美元，那么，大学生就无需支付费用。到了2008~2009年，事情有了更大的改观。家庭年收入在6万到12万美元之间的大学生，所支付的费用在10%以下。而家庭年收入在12万到18万美元之间的大学生，所支出的平均额也不会超过10%。这样一来，受益的学生可以说在成倍地增长。

 

另一方面，格拉斯里在会议结束时也说：“诸多需要矫正的事情都可以自我矫正，我们很乐意看到你们自我审视，然后矫正可以矫正的地方。”他表示，只要高校在捐赠基金的花费中能够继续关注学生上学的问题，他就不会再提立法之事。同时，许多立法者强调，大学应该更加透明。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只要美国大学高昂的学费依然坚挺，“上得起大学”与否就是个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如此一来，存在于大学与社会、大学与立法者之间的矛盾就不会立刻消失。

《科学时报》 (2008-9-23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