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到《学者的人间情怀》这书名，心中竟莫名地升腾起一种“温情”与“敬意”，温情在先，敬意在后，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我看来，敬意易求，温情难得，尤其是治学者多半强调其学术之高深，不同于作文者之直抒胸臆，易与读者沟通，甚或引起共鸣。而我又恰恰偏执地认为，对于学者而言，一种温情的人生态度和固有的社会责任不应推卸，否则那“学”真的要成为空洞抽象之“学术”，“学人”也要变成象牙塔中之“供奉”了，那是极为可怕的事。可我一直没有找到关于对此的合适表述，待读此书，方才豁然，这“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的思路，正是“学者的人间情怀”。由此，我仿佛真正触摸到貌似平淡、然而却热血其内的学者的心迹，一股“温情”油然而生，对于本来颇有偏见的高深的“学术”与“莫测”的“学人”，真正有了一种“温情之敬意”。

 

政治与学术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士人，古人“致君尧舜上”是仕子的最高理想，那是时代使然，不用多说了。然而即便是在进入20世纪的中国，一代代前贤高士于显贵和学隐之间徘徊彷徨，出入于政学之间，也可见保持“人间情怀”的不易。人间情怀的提出、政学分途的明确，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和学人来说确实是有其独特之深远意义，夏中义更认为：“政学分途”是陈平原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魂反思。

 

收在此集中的文字，都是陈平原先生“短小精悍”之作。如一组“随感录”，虽然题目平淡，然而所揭示者大。王瑶先生专门题字一幅，说是“拒还扶持一己力”。虽然是谈那似乎并不能算学术命题的“不靠拼命靠长命”、“告别诗歌走向散文”……但其实是别有幽怀，另有蹊径。我所读到的是一种前途确定之后的心胸坦荡和神宁气静，未必就有把握一定成功，但至少选择了理想、选择了前途，有了可以奋斗的目标、有了可以支撑的理念，于是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无怨无悔的，也可见是气定神闲的。

 

中国现代史上其实远不缺乏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难以抉择的文化人物，胡适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身影，在20世纪的中国并不孤单；好多第一流学者都在类似的困境中挣扎过拼杀过，尽管最后选择的学术路向可能迥然不同”；梁启超一生则亦学亦政，少年豪情参与戊戌变法，却差点搭上身家性命；之后虽致力学问，却又割不断入世情结，或维护革命、或入阁参政。不过后人更看重的恐怕还是他任清华导师的学人风范。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前人几乎没有碰到过这样一种新鲜命题的挑战，古人读书致仕实在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哪个读书人不做官？读书不做官为的是什么呢？而这做官正是他们实现从“圣贤书”中学来的“治国平天下”的途径所在呀，否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可是，这难道真是现代中国所期待于文人和学人的吗？

 

陈先生“学者的人间情怀”此一命题的提出，表面看来是有点自堕学人豪气，但如果退一步心平气和地思量，其实是认识自我、还原本色的“高明之见”。其实，国中学人多有“经世济用”之报负，就以20世纪中国学术史最具天分的两位人物论。陈寅恪在柏林时“甚喜慕韩谈清季中与人物曾国藩、左宗棠与胡林翼之学术及其政绩”，且“早对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对于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并以其余通北洋军阀之胡闹乱政，大为可忧，因甚佩慕韩内除国贼与外抗强权之论”。甚至自己“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主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这里所展现的陈寅恪形象，与其晚年“闭户读书、不论政治”的象牙塔人模式显然相去甚远，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意气风发的青年学人陈寅恪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陈寅恪1910年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 时闻日本合并朝鲜》一诗，则将其指点江山的学子激情外溢无疑，先是说“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之任人宰割命运深表关切，结语则为“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孤愤豪情一展无余。也可为李璜叙述之参照。而钱钟书其实亦怀“悲思泯怀”之心，其著《谈艺录》，草成于抗战避难之际；写《围城》也是“别有幽怀”，而其后之蓄意再写小说，不妨看为思路之延续；但随着政治形势险峻，一直颇为踟蹰，直到1957年春，才略罢此念。此点从其写诗赠内中可得印证：“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尽，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李璜解释其追忆陈氏之因由说：“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其实，陈钱二位，都是能敏察形势、少年有大志、心气甚高的精英人物，他们之于政治、学术之间的判断、选择，其实为“学者的人间情怀”作下颇好的注脚。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坚守学术之寂寞的同时，能保持自己“人间情怀”，其实就是学人对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不识大势，偏要以为自己既读圣贤书，便能治天下，且付以实践，只恐到头来连圣贤书也不能读。所以，今天再来重温“学者的人间情怀”，则意会良多，功利之徒是不必提了，尤其是自诩要“兼济天下”的读书人，其志固然可佳，却实在要当心陷阱。要知道，“学者的人间情怀”是通达明辨的经验之谈，而非仅就学论学的迂腐之论，如此能“三思后行”，则学人幸甚！

 

《科学时报》 (2008-7-31 书界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