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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隽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7-31 2:53:52
北大陈平原教授新书书评:重温学者的人间情怀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坚守学术之寂寞的同时,能保持自己“人间情怀”,其实就是学人对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

 

陈平原

 
一见到《学者的人间情怀》这书名,心中竟莫名地升腾起一种“温情”与“敬意”,温情在先,敬意在后,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我看来,敬意易求,温情难得,尤其是治学者多半强调其学术之高深,不同于作文者之直抒胸臆,易与读者沟通,甚或引起共鸣。而我又恰恰偏执地认为,对于学者而言,一种温情的人生态度和固有的社会责任不应推卸,否则那“学”真的要成为空洞抽象之“学术”,“学人”也要变成象牙塔中之“供奉”了,那是极为可怕的事。可我一直没有找到关于对此的合适表述,待读此书,方才豁然,这“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的思路,正是“学者的人间情怀”。由此,我仿佛真正触摸到貌似平淡、然而却热血其内的学者的心迹,一股“温情”油然而生,对于本来颇有偏见的高深的“学术”与“莫测”的“学人”,真正有了一种“温情之敬意”。
 
政治与学术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士人,古人“致君尧舜上”是仕子的最高理想,那是时代使然,不用多说了。然而即便是在进入20世纪的中国,一代代前贤高士于显贵和学隐之间徘徊彷徨,出入于政学之间,也可见保持“人间情怀”的不易。人间情怀的提出、政学分途的明确,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和学人来说确实是有其独特之深远意义,夏中义更认为:“政学分途”是陈平原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魂反思。
 
收在此集中的文字,都是陈平原先生“短小精悍”之作。如一组“随感录”,虽然题目平淡,然而所揭示者大。王瑶先生专门题字一幅,说是“拒还扶持一己力”。虽然是谈那似乎并不能算学术命题的“不靠拼命靠长命”、“告别诗歌走向散文”……但其实是别有幽怀,另有蹊径。我所读到的是一种前途确定之后的心胸坦荡和神宁气静,未必就有把握一定成功,但至少选择了理想、选择了前途,有了可以奋斗的目标、有了可以支撑的理念,于是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无怨无悔的,也可见是气定神闲的。
 
中国现代史上其实远不缺乏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难以抉择的文化人物,胡适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身影,在20世纪的中国并不孤单;好多第一流学者都在类似的困境中挣扎过拼杀过,尽管最后选择的学术路向可能迥然不同”;梁启超一生则亦学亦政,少年豪情参与戊戌变法,却差点搭上身家性命;之后虽致力学问,却又割不断入世情结,或维护革命、或入阁参政。不过后人更看重的恐怕还是他任清华导师的学人风范。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前人几乎没有碰到过这样一种新鲜命题的挑战,古人读书致仕实在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哪个读书人不做官?读书不做官为的是什么呢?而这做官正是他们实现从“圣贤书”中学来的“治国平天下”的途径所在呀,否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可是,这难道真是现代中国所期待于文人和学人的吗?
 
陈先生“学者的人间情怀”此一命题的提出,表面看来是有点自堕学人豪气,但如果退一步心平气和地思量,其实是认识自我、还原本色的“高明之见”。其实,国中学人多有“经世济用”之报负,就以20世纪中国学术史最具天分的两位人物论。陈寅恪在柏林时“甚喜慕韩谈清季中与人物曾国藩、左宗棠与胡林翼之学术及其政绩”,且“早对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对于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并以其余通北洋军阀之胡闹乱政,大为可忧,因甚佩慕韩内除国贼与外抗强权之论”。甚至自己“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主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这里所展现的陈寅恪形象,与其晚年“闭户读书、不论政治”的象牙塔人模式显然相去甚远,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意气风发的青年学人陈寅恪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陈寅恪1910年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 时闻日本合并朝鲜》一诗,则将其指点江山的学子激情外溢无疑,先是说“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之任人宰割命运深表关切,结语则为“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孤愤豪情一展无余。也可为李璜叙述之参照。而钱钟书其实亦怀“悲思泯怀”之心,其著《谈艺录》,草成于抗战避难之际;写《围城》也是“别有幽怀”,而其后之蓄意再写小说,不妨看为思路之延续;但随着政治形势险峻,一直颇为踟蹰,直到1957年春,才略罢此念。此点从其写诗赠内中可得印证:“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尽,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李璜解释其追忆陈氏之因由说:“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其实,陈钱二位,都是能敏察形势、少年有大志、心气甚高的精英人物,他们之于政治、学术之间的判断、选择,其实为“学者的人间情怀”作下颇好的注脚。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坚守学术之寂寞的同时,能保持自己“人间情怀”,其实就是学人对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如果不识大势,偏要以为自己既读圣贤书,便能治天下,且付以实践,只恐到头来连圣贤书也不能读。所以,今天再来重温“学者的人间情怀”,则意会良多,功利之徒是不必提了,尤其是自诩要“兼济天下”的读书人,其志固然可佳,却实在要当心陷阱。要知道,“学者的人间情怀”是通达明辨的经验之谈,而非仅就学论学的迂腐之论,如此能“三思后行”,则学人幸甚!
 
《科学时报》 (2008-7-31 书界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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