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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吕乃基教授：职业教育可带来多重收益 |
| 不能把宝都押在高考上，这样反倒会毁掉中国的教育，毁掉中国的未来 |
《大国崛起》分析德国之所以超越英、法时指出，发展教育特别是培养产业工人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职业教育尚处于边缘地位。
继2007年之后，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又一次突破1000万人。当尘埃落定时，一些人可能会因高考落榜而感到前途迷茫，而另一些人可能会为跨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而暗自庆幸，但他们将来也许还要面对找工作难的窘境。
“不能把宝都押在高考上，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毁掉了中国的教育，毁掉了中国的未来。”
面对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盛，日前，东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吕乃基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
吕乃基认为，一旦大批职校毕业生在当地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业，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现在的民工潮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工不流向东部，东部劳动力价格就会上升，由此将迫使资本流向中西部，进入国家所希望的梯度发展路径，或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转而走技术创新的道路。
“职业教育有可能缓解高考指挥棒、弥合二元社会，以及适应中国在全球化中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吕乃基说。
“本土的职业教育大多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特别在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上经过较充分的市场调研，因而毕业生的就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保障。”吕乃基表示，职业教育的优势还在于：起点低，一般初中毕业即可，18岁左右就可以就业，无疑相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现有的职业教育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小城市甚至县城，相应的费用也较低，学生可以与家庭保持联系。
吕乃基说，一旦城市、农村的青少年有了这一广阔的大道，不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一旦高考卸下社会层际流动的重任，还其被遮蔽的本来的教育职能，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也就指日可待。面对更开阔的出路、更多样化的选择以及更宽松的环境，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开展起来。
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全面赶超战略，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成为世界工厂，这就需要大量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的产业工人。“然而，眼下在这些工厂里打工的主力军也就是农民工，却是‘四低一高’的状态：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战略上的世界工厂和短视的农民工政策形成尖锐矛盾。”
“《大国崛起》分析德国之所以超越英、法时指出，教育特别是培养产业工人是重要原因之一。”吕乃基说。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教育投入仍不足，职业教育尚处于边缘地位。
吕乃基认为，根本出路是通过职业教育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素质，提高农村青少年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由此也才能改变农民工“四低一高”的状况。
他同时认为，职业教育并非终点。有了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其中的部分人可以进入大学或更高层次的教育。
顺理成章的是，随着职业教育培养的产业工人日益富裕和壮大，他们的购买力也就增大，于是，目前困扰中国的扩大内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由此还将逐步形成一个以蓝领为主的中产阶层。而众所周知的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
“有必要以职业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乃至构建中国的教育体系。”吕乃基说，“当下，中国既然作为世界工厂，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相关人员所接受的教育显然也各不相同。对应于产业链，应有一个相应的教育布局。”
他认为，应该纠正近年来各类学校纷纷升级的热潮。为了发展职业教育，中国的教育眼下需要的不是向大学升级，而是降级，至少要向下兼容。农村的高中也可改造为职校。同时，高校要变“扩招”为限招，以为发展职业教育开拓更多空间，而压缩后的高考和大学也才能发挥其正常的作用。大学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也才能在社会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改变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及由此所引发的“知识究竟有什么用”的困惑。
另一方面，大学还要承担的工作是，为迫在眉睫的职业教育培养大量师资。
吕乃基同时强调，他并不认为职业教育长此以往将一直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价值链上所获甚少，却要付出不可再生的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同时还要面对反倾销等激烈竞争，在彼此关系上也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必然要在产业链上向两端延伸，以获取更高的价值。随着农村青少年素质的不断提高，随着二元社会渐次模糊，东西部差距缩小，以及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必将相应地调整教育布局，以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