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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琦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7-3 7:27:35
光华工程科技奖得主于康震:禽流感防控研究的开拓者
 
于康震强调:“解决动物疫病防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狠抓科学研究工作,狠抓科技推广工作,及时研制出比较好的防控技术并迅速推广应用。这是禽流感防控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2008年6月13日,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雅山村发生的家禽疫情被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广东省畜牧兽医局紧急启动防控禽流感应急处置预案。
 
2004年初,那还是一个“谈禽色变”的冬天;而今天,面对禽流感这种烈性传染病,我们不再恐慌。这得益于我国禽流感的防控研究工作,也不得不提到其背后的一位科研人员——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所长、农业部兽药评审中心主任于康震。
 
作为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于康震主持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建立了我国禽流感病毒分离鉴定、诊断监测、预防控制等技术体系和病毒库,研制了多种诊断试剂和疫苗,开展了禽流感病毒分子演化规律研究。
 
尽管做了那么多工作,可当记者问及他得奖后有何感想时,于康震非常简单地回答:“也没什么。”
 
我国首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
 
1994年,于康震从美国回来,到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禽流感防控的研究,开始组建我国第一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
 
“1993年以前,一直认为我国鸡群中不存在禽流感,在养禽量占到全球20%的中国,还没有人意识到禽流感会发生。直到1993年,H9N2低致病性禽流感的发生和1996年鹅源H5N1禽流感病毒的分离,才引起了国内兽医界的很大震动。”对于这段历史,于康震印象深刻。
 
就在那个时候,于康震敏锐地预感到: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中国发生是迟早的事。“高致病性禽流感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问题。如果不开展研究,没有良好的应对措施,将来会很被动,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97年,香港暴发H5N1亚型禽流感,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这一事件更坚定了于康震深入开展禽流感研究的决心。于是,于康震带领他的团队,将研究重点从H9型转移到H5型禽流感病毒;在没有得到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于康震的团队应用现有条件改造出一个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开始了禽流感防控的进一步研究。
 
“到2003年,该实验室正式命名为国家参考实验室,现在已经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了。”于康震自豪地说。
 
免疫与扑杀相结合
 
在2003年于康震研制出能防控禽流感的疫苗之前,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声音的,但于康震坚持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养禽大国,对付禽流感仅靠扑杀是远远不够的,免疫与扑杀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才是现实的选择。”
 
扑杀的成本很高。美国1984年曾因禽流感的暴发,扑杀了1700万只鸡,耗资8500万美元。于康震介绍,发达国家的养殖方式是集约化、现代化,养殖场之间距离远,生物安全措施完备。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严格封锁、扑杀,彻底消毒。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扑杀才是一个控制禽流感疫情的很有效的办法。
 
“然而,这种方式对于以散养为主的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于康震指出:“我国总的饲养量大,养殖点密度大且养殖条件简陋,有效的封锁措施很难实行。经济实力也不允许我们在禽流感暴发后,单纯地进行扑杀。”
 
既然单靠扑杀不符合国情,于康震就提出,我国的禽流感防控有必要采用疫苗免疫的办法,使尽可能多的鸡产生对禽流感的抵抗力。于康震说:“建一个集约化饲养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严格的管理,整个养殖业的集约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应急的角度看,如果免疫到位,鸡的免疫状态可以很快改变,这更简单,更有效。当然,疫苗免疫也不是万能的,一旦因为没有免疫或免疫失败导致疫情发生,就要把发病的和可能感染的禽只进行封锁和扑杀。”
 
“我国目前禽流感疫苗的研制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毫不夸张。”于康震肯定地说:“我们一直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我们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禽流感疫苗研制技术。而且,禽流感疫苗使用的规模、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比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用那么大的量,而且产生的效果那么好。”
 
事实上,禽流感疫苗的研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康震介绍,禽流感病毒非常复杂,首先它的亚型特别多,各亚型的组合就有100多种,而且亚型之间没有交叉保护,打了H5亚型的疫苗,对H9亚型仍然没有预防作用。其次,禽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异,这就需要不停地跟踪监测,一旦发生较大变异或现行疫苗效果降低了,就要用新的病毒来研制新的疫苗。
 
虽然病毒可以通过变异对抗病毒药物产生抵抗力,但目前严禁用抗病毒药物对动物进行禽流感的预防和治疗。“这主要是出于对人类健康防护的考虑,因为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治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可能是应对流感大流行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由于滥用抗病毒药物而使禽流感病毒产生抗药性了,这最后一道防线就更难守住了。”
 
病毒发生的小变异不会给病毒诊断带来困难。于康震说,最初从临床上进行观察,发现鸡群的一些典型症状和大量死亡现象,怀疑可能是禽流感以后,要通过免疫学方法诊断,检测是否有特异性抗体产生。到这一步还不能确认,就要进一步进行病毒的分离,确实从病鸡中发现了禽流感病毒的存在,才能最后确诊。“整个实验室的病毒诊断过程大约需要三四天时间。前期的临床和免疫学诊断,目前国内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基本都可以做,但是最终的确诊一定要通过国家参考实验室。”
 
中国特色的动物疫病防控模式
 
这些年,禽流感疫情控制得比较平稳。于康震表示:“从保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角度,首先应该控制好动物的禽流感,从源头上控制禽流感对人的威胁,这是避免人感染的一个治本的方法。”
 
动物禽流感的防控,我国已从政治、经济、法律到专业技术等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效果显著。其中,以禽流感防控为代表的动物疫病防控的技术路线非常成功,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动物疫病防控模式。于康震说,在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负总责,按照中央确定的“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24字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免疫补助政策、扑杀补偿政策、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和扶持家禽业发展政策,认真组织实施各项防控措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禽流感防控的实践看,科技支撑在动物疫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非常突出。于康震强调:“解决动物疫病防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狠抓科学研究工作,狠抓科技推广工作,及时研制出比较好的防控技术并迅速推广应用。这是禽流感防控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应该看到,目前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任务十分艰巨。于康震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体制方面,尽管最新一轮的兽医体制改革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不容讳言,跟国际先进的兽医工作体制模式相比还有距离,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经济方面,动物疫病防控长期以来欠账较多,目前仍然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人才队伍方面,专业背景比较强的、高素质的兽医专业人员非常缺乏,特别在基层,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我相信,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养殖业的现代化和标准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动物防疫乃至整个兽医工作格局必将发生一系列更深刻的变化。”于康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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