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把抗震救灾当成是头等大事，能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真是有点请愿无路。我给中央电视台从记者到台长很多人都发了很长很长的请战信，我和新闻中心的人说了，只要你们能带一个人去，就一定要把我带到灾区去。

 

作为学者，如果现在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我都没有底气去呼吁大家做什么。如果我人不在废墟上，不在瓦砾堆中，我没有资格去呼吁。

 

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我感到特别无奈。我和助理说，从（5月）19日开始，我要待命，我要随时准备去灾区。我后面所有的安排都放下。有人给我发信息说，于老师，您现在不讲了，当地都安排了，都发通知了，我该怎么跟人家解释啊。我跟他说，以生命的名义，有什么不能解释，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呢！

 

大灾当前，我就是想去废墟上陪陪他们。我不能说我敢做什么事，我就是想去陪陪那些没了孩子的妈妈，还有那些刚被挖出来的孩子，我是个老师，我想去陪陪他们。

 

我们很多时候考虑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想的是生命的富足、荣耀、光鲜、华美，但与生死的权限相比，原来这一切都微不足道。

 

意外的苦难就像一个放大镜，它把生命中所有的脆弱、无助、悲凉都放大到极致，但同时，它也把人心的悲悯、爱、本初的善意放大到极致。

 

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就是我们心里在苦难来临时可以救赎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让我们对生命还有信心还看得到光芒，不能让我们在伤害、死亡面前感到生命还有尊严，那么，文化就是孔雀毛，就只是个装饰品。

 

这场地震不只在汶川，也不只在四川省，这场地震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坐标，审视我们有没有资本可以狂妄自大到蔑视自然，我们有没有强大到可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也不用去帮助别人。大难来临的时候，就是以心换心，以命换命。有些人，一条命换了几条命。我们活下来的人，一颗心还能再换多少颗心？我们做不了以命换命的事，但我们还能做以心换心的事。这场大灾，整个中国都是灾区，每颗心都受伤。

 

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点，但它却能完成一次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