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科大创办之初，就展现了其开放办学的姿态。当初中科大办学时，中国科学院决定，由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师们安排并讲授教程，这就使得当时的中科大教育融入了西方教学的特色。副校长杨承宗回忆，在讨论中科大的方针、任务时，大家决定：不采取苏联“物理工程学院”的方针，而是从基础课做起，除了数理化，中科大学生一律要读外语。当时国内大学都未这样做，郭沫若力排众议，坚决将外语列入基础课。

 

“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中科大大概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推行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新生入学后，无论原先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从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3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6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授课，主要用英语讲课，强调学生要达到看、说、听、写“四会”，才算学会英语。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在这样的模式下，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

 

建校时，中科大还得到了一批宝贵的教师资源。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编译局，解散之后绝大部分人员都到中科大当老师。他们之中高手林立，有一位老师还曾经给国民党要员当过翻译。可以说，当时中科大外语教员的水平在北京所有高校中是最高的。

 

众所周知，中科大的首批老师都是大师名家，这些人中大多具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上课时不时会夹杂讲些外语，很多老师的讲义干脆就是用外语写的，还有很多老师带回了国外的教材。钱学森为化学物理系58级主讲物理力学时，所使用的《物理力学讲义》原著英文版是他在美国编写的。为了培养科大学生，在他主持下译成中文出版，作为中科大学生专用教材。59级学生裴元吉回忆，教解析几何的徐老师用的是自己在美国教学时使用的教材，要求在半年内学完，结果期中考试时有1/3的人不及格，学生们都觉得很惭愧，可是徐老师伸出大拇指表扬大家：中国学生了不起！同样的教材我在美国上一年还有一半学生不及格呢！

 

再后来，到1965年以后，中科大很多课程都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采用的就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老一辈科学家一贯重视学习外语。钱临照在“文革”以前就经常约请一些年轻教师定时到他家里，给他们讲授英语；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他还坚持对身边的年轻教师进行外语辅导；“文革”刚结束，钱临照就组织大家开展翻译国外最新文献的活动。对出国的师生，钱临照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并盖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78年，中科大研究生院开始招生。李佩先生负责起了外语教学部的筹建工作。缺人缺教材，李佩想尽办法找老师，很多“右派”被她找了出来。人民大学英文教授许孟雄被划成“右派”后离开了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每个月只有40元的收入。李佩登门请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课，每月付他80元的工资，并提出每天派车接他上课。后来李佩才知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而许孟雄正是其中的“北许”。当时，研究生院冒着风险招聘了一批外籍教师。美国教师Mary带来了TOEFL试卷，让李佩受到许多启发，TOEFL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说自己可能是国内第一个用TOEFL方式出考题的。

 

1979年，李政道教授提出了CUSPEA计划，每年通过考试组织中国学生到北美地区留学。10年间，中国向美国大学先后派遣了900多名物理类研究生，其中中科大考取的人数最多，共237名，超过了总录取人数的1/4。北京大学负责CUSPEA培训班的老师来中科大调研时说：“中科大不仅可以组织一个CUSPEA培训梯队，而且还可以组织2至3个梯队。你们的师资队伍实在强大。”

 

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中科大学生在同国外学生的竞争中逐渐显示出优势。77级校友李乐平刚读完大三就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研究生。一年后，他获得5门学科全系总分第一名，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有资格攻读化学物理博士学位的学生。

 

1982年，王明旭等3名中科大学生公派赴美留学。抵美次日，还没倒好时差，他们就参加了马里兰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果3人在数理化课程中都拿到了满分，一时间传为佳话。

 

《科学时报》 (2008-10-14 A2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