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奴”早已和PK、超女、80后等一样成为字典中找不到身影、却非常流行的词汇了。没有人愿意当“房奴”，那是我们艰辛的生存状态，是我们作为草根小民的无奈。然而非常变态的是，今天中国居然有不少人自愿当“科奴”，甚至还希望逼迫大家都来当“科奴”。

 

唯科学主义者以科学来裁判一切，任何事物不管是否历史悠久，不管其是否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只要不能纳入西方近代科学狭隘的框架，就会遭到无情的污蔑和诽谤。这种为了符合科学标准，不惜牺牲一切有价值事物的态度就是典型的“科奴”的态度。

 

就拿中医来说吧！有位近代史上的伟人，自己也曾是位西医，在身患肝癌、药石无灵之际，有人劝他可以尝试一下中医。他表示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希望了，也许他信不过中医，不想尝试，也许他像那些得了乳腺癌却不愿手术的人一样害怕折腾受苦，这些都是很正当的理由。他愿意放弃治疗也是他的权利。可是他居然说：“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

 

而另一位曾经学过西医的大文豪却因此而大为感动，说“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莫名其妙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感动！

 

也许是由于病重的缘故吧！显然，这位病人的思路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中医当然不能保证将他的肝癌治好，尤其是在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之际。他至多能说，中医虽有时能治病，但是其诊断的思路和话语，无法在西方医学的体系里得到辩护和证明，中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他也可以说，中医治病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这都是废话，西医也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以此来否定他一开始讲的中医可能将病治好的事实。而且即使中医能把他的肝癌治好，他仍然能用上述理由不承认中医是科学。假如他的目标真是要治疗疾病、恢复健康，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拒绝中医治疗。

 

除非他有个更加“高尚”而“令人感动”的目标，那就是不惜个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心一意地捍卫“科学”的声誉，防止中医“借机”坐大。我们不禁要问：科学难道不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吗？难道我们必须成为科学的奴隶吗？

 

还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学者梁启超和胡适的举动也颇堪玩味。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机构协和医院出了医疗事故，误割了梁启超健康的肾脏。而胡适向来蔑视和攻击的中医，却治好了他的疾病。结果，两位强调科学精神的学者，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此采取了隐瞒和否认的态度，其动机都是担心国人因此而排斥西医、怀疑科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肯定他们不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不因个人的经历而否定西医和科学，这是对的，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难道就可以以全体来否定个案了吗？科学的威信需要用谎言来维护吗？在肯定科学价值的同时，这些以科学精神自任的学界领袖们，为何不敢承认西医的不足和中医的疗效？显然，这些近代的名人们在中西医问题上，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并不真正理解科学精神，误将科学当做不可怀疑和批判的神圣教条顶礼膜拜，甚至不惜隐瞒真相。在这样的思想领袖的误导之下，今天许多中国人没有成为科学精神的主人，反而变成了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科奴”。这是科学的异化。

 

这种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大局”，可以不择手段，可以隐瞒撒谎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它以蔑视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为前提，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敢让公众自由地应用理性，是与启蒙运动的精神相违背的。

 

科学值得尊重，科学需要发展。如果说，在近代中国，早期西方科学刚进入时，科学作为弱小的势力需要扶持，一定程度的倾斜还可以理解的话；在科学已经成为强势话语的今天，再毫无原则地提倡唯科学主义就实在是缺乏理性了。

 

对于那些在“科学”面前骨头发软的人们，我们不禁想问一句：做一名“科奴”，你觉得有意思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