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站推出一项调查活动，即“研究生薪水降了，你是否还考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不仅本科生人数激剧增加，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人数也大幅上升，这一变化成为人们诟病本科生就业难、研究生薪水低的重要原因，作为显性因素，招生的扩大自然脱离不了干系。如果扩招是必须的，那么是不是更应该关注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毕竟该体系是以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为主导建立起来的。
高校扩招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考研，如何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陈胜伟/摄
8月24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国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至立表示，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当前研究生教育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然而，对于新的起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者们却有自己的看法，一个综合的观点就是，此前制定的一些政策已经不适应当前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亟须修订和完善，以便高校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此次会议上，陈至立强调，新形势下发展研究生教育，要以改革为动力，着力解决好质量观念、学科水平、培养机制、导师作用、经费投入、管理措施等影响质量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在记者采访的高校中，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都有不同的改进措施与办法，有的甚至还创建了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变革一：
中国科技大学导师成为第一负责人
2005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学院联手进行了研究生教育现状调研分析，分别从生源、教学培养、师资、科研、就业5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并统计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同时与MIT、清华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据该校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侯建国介绍，通过对比分析，中科大于2006年对研究生教育作出重大调整——面向世界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成为学校的定位，把培养拔尖创新型学科领袖人才、促进所在领域的研究水平达到顶尖水平，作为其研究生培养的定位，同时，研究生培养的重心开始考虑向博士生有所倾斜。
“对一所学校来说，博士生对研究成果和学术声誉的贡献一般而言将超过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担负着培养领军人才的使命。”侯建国说，“但同时，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培养仍被当成是博士生培养质量保证的基础。”
在培养模式上，该校也作出了重大调整，对硕士生的课程学习上逐步重视面向专业应用，而对论文写作和参与科研项目时间可能进行调整；对博士生培养重视弹性学制；加强过程管理，制定适当的制约机制，避免弹性成松散的起点。
“导师是培养质量的主题，是第一负责人！”中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淑林告诉记者，研究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是把权力下放到各学院、把研究生导师推到了第一线，他们成为招生、教学、学术主体，行政部门从把关角色向服务角色转变。具体包括：招生中，导师成为第一把关人，研究生院退到后台；教学上以导师为中心，并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交流学术会议，鼓励发表国际论文。
与此同时，该校也建立了制约机制，日常的论文质量博士生的由导师把关，毕业论文通过则需“三道关”，首先在学科点上有学术委员会，其次，在一级学科点上的，最后是学校层面上的学术建设委员会。同时，在每个学院下，有研究生论文评估中心。
变革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创建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而作为一所极具特色的行业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历了从专门培养研究生到大量扩招本科生的变化，据该校党委副书记吴小林介绍，学校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规模与1999年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人数来看，在原有的基础上已经增长了两倍左右。学校于2000年开始试办研究生院，2004年正式开办，经过近8年的努力，加上原有的积淀，目前该校已经拥有84个学科点，博士点也增长到32个，其中包括自主设置的学科点。
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也有较大的突破。一是在全国高校率先建立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创新地建立了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模式。二是2003年以来，先后与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大港油田等6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式”培养协议，创建了“国际石油合作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开辟了一条以国际石油合作项目为平台，学校、企业和外国政府全程合作培养石油企业急需的、适应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新途径，为行业走向国际化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此外学校还采取了设立博士论文基金的方式来鼓励博士生写出更多的优质论文，此项资助的力度较大，个别学院的博士生甚至每年能因此而得到几万元的基金。对于类似的方式，学校还将在以后采取分层次的办法进行奖励，以提高奖励基金的覆盖面，鼓励更多的研究生潜心于科学研究。再如一些学院采取的论文查错等都是促进研究生科研水平提高的好办法，值得推广。
吴小林表示，实际上任何管理措施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学校也概莫能外。因此，考虑到这一点，学校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管理也需要不断调整，保持其生命力，适应现实的需求。
变革三：
北京理工大学重点建设管理体系
据北京理工大学负责学科建设、学位授予的研究生院副院长李镇介绍，近年来该校在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李镇表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二者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是机制的改革，“机制正确，管理措施到位，就能进入良性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改革的关键是培养机制”。
该校研究生培养办公室主任林海表示，学校从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研究生培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以这种管理制度，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阶段，以规范的管理来产生高的管理效益。
“规范管理是硕士生培养的基础。”林海认为，“规范管理包括很多方面，首先从学生进学校注册抓起，加强注册管理的意义是很重要的。2003年过后，学校在学籍管理方面，强调要让学生充分意识到如何取得学籍，怎么延续下去和怎么终止。”过去无论是学生还是学籍管理人员，其意识里学籍不过是一个图章而已。
“我们调查了多所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的MIT，把他们的整个注册管理的文件全部查了一遍，根据学生办理注册手续的具体情况，把学生的学籍以不同的学籍状态加以区分，并使之与学生在各个状态中所享有的权益联系起来。”林海说，“在后续的课程注册、培养计划制定等各个环节，我们学校都有详细的规定，大大提高了研究生培养的工作效率，将具体负责研究生培养的导师和管理人员从枯燥、琐碎的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搞好教学。”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北京理工大学建立并完善了资助和奖励制度，鼓励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学校专门设立基金，组织评委会对已经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博士生进行评估，对优秀的选题进行资助，金额可达20000元，受资助的博士生如果觉得不够，还可以申请进一步的资助。
矛盾：围绕培养机制改革展开
然而，高校的一个普遍反映是，虽然研究生培养改革的变化很大，但在实际中遇到的困扰也不少。
以研究生的培养为例，由于一部分研究生并不是本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求学的，这就让学校制定的一些政策难以落到实处。比如，学校有让研究生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要求，但没有具体规定发表论文的内容。这样一来，一些学生就会只管发表论文，而不管论文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相符合、论文是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等。对于这样的情况，学校即使知道，但也不可能普查每一位研究生发表的论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一旦完成学校的硬性规定似乎就无可厚非。然而，这样的培养质量显然与学校的初衷是相悖的。
而对于研究生收费改革的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学校负责人表示，由于收费涉及到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所在的学校还在观望阶段，看看哪些学校实施方法比较好之后再进行综合设计改革方案。这名负责人表示，对一些综合性院校来说，收费改革牵涉到各个学科、院系，会涉及到导师的具体利益，有些利益其实并不仅是费用的问题。即便在结构性矛盾少一些的学校，在一些强势学科和边缘化的学科之间，这种矛盾还是显得有些突出。
在研究生培养质量观方面，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常务副院长吕欣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说：“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质量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在他看来，质量观念应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促进科技发展，是学术型的，另外一个要满足创新社会的需求，是应用型的。搞理科基础研究的，他的研究重点应是以原始创新为主的，推进科学的发展，推进社会的进步。搞工科的，从某个课题或者项目里挖掘出有应用需要的，满足社会需求的技术，这是他的工作重点，让他作原始研究也有困难。在这两方面都作出成绩来的，都应该是优秀的学生。
吕欣表示，目前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比较单一的，有时候用人单位只看学生的学位，对他们背后的专业背景并不了解，也不清楚学生真正擅长的方面。“比如说只是看研究生对某些基本公式会不会推，某个概念了解不了解，用这样的点去评价学生质量的好与坏是不全面也不客观的。”吕欣说，“根据这样的情况，有人就认为原来的研究生什么都懂，现在的研究生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仅仅是直观的看法，是比较肤浅的。”
北理工负责研究生培养的王渝副院长还补充说：“要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确定的定位，分清层次来评价，作区别对待，要求有所差别，评价指标方面也要有所差别，根据不同的学科特点来制定评价体系，体现每个学科的特点，不能仅仅是简单几句话的原则。尤其是学术型的硕士和应用型的硕士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侯建国则认为，培养需要在源头上下功夫，要在观念上进行调整，拓展选拔方式。招生制度改革，从过去过分注重分数向尽可能加大面试力度进行转变。确保优秀的人才能被发现以及高分低能的人能被慎重对待。因而，对高校来说，首先要在选拔机制上有所调整，发现天下英才并吸纳进来；其次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适当提高研究生待遇，鼓励学生积极利用各种有利资源，让自己尽快成长起来，成为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担当的优秀人才。
解决：希望尽早修订条例更新政策
对于学校在研究生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高校可说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处境，因为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来看，目前仍在沿用的学位条例等已经不适应现实的发展。
比如，目前研究生招生人数虽然大量增多，但从高校的一项调查来看，研究生毕业后，有近70％的走向非研究型的岗位，只有近30％的毕业生真正走向研究型岗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生培养与原来的研究人才培养的定位有了很大的差别。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在进行学位点评估时很少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几乎都是“一刀切”的模式进行评估。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学校负责人表示，针对不同的情况要制定不同的评价体系，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会有更加客观有利的评价。
王渝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现在评价是否为好高中的标准主要是考入好大学学生的比率，考试成绩成了培养目标。但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以及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和社会位置。王渝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指导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如果想培养质量高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学校需要更大的自主权，针对研究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针对目前对研究生质量培养评价指标过于功利的问题，王渝说，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学生毕业后去工作，由于流动性强的原因，信息反馈就相对缓慢一些。一所学校的毕业生是否优秀，要看社会对他们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在5年甚至10年内都难充分地表现出来。对于研究生质量的评价体系，要以实践为重要标准，这就需要制定一些相对长效的评价指标，这样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就更为客观。像普林斯顿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学，原因之一就是该校培养出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众多，对社会的贡献非常突出。
此外，有高校负责人表示，创建的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如实行企业、学校的双导师制，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更有效，这是学校和企业共同探讨的问题。然而，这样的培养模式是不是就是学校决定呢，还是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及教育部的认可呢？还有，和企业联合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发的是国内外两所大学的学位证书，教育部是否认可呢？再者，目前国家提出了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但是，关于创新型人才的内涵怎么理解，怎样培养才算得上创新人才？这些应该在学位条例等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就目前的实际需求来说，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都很旺盛，那么，衡量这些人才的标准是否应该多样化，制定的一些政策是否应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现实情况呢？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高校一个较为普遍的呼声是，目前学校在人才培养和改革中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和自由发展时期。对学校来说，确实需要政策上的宏观引导，期待着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的政策修订和完善，不仅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便于学校在改革中能跟着“一个明确的指挥棒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