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阳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1/9/21 19: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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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晓东院士: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作者|李晨阳

“‘自由’对科学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科学家究竟应该得到多少‘自由’呢?科技体制改革这么些年,大家依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9月12日举行的未来科学大奖新闻发布会现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如是说。

王晓东的履历非常丰富。除了在科研上的成就外,他还开辟了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创了中国本土生物制药企业——百济神州。

在与《中国科学报》的对话中,他针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学家创业这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王晓东院士

以下是采访内容:

如果科家连自由都没有,怎么能走下去呢?

《中国科学报》:为科学家减负、解绑,是科技界的“老生常谈”了。为什么科学家对这个话题如此敏感?

王晓东:

因为“自由”对科学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学家是人类大部队的“侦察兵”,走在人类认知的最前沿,去探索各种可能的道路。历史上,这些探路者绝大部分都“死”掉了——科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甚至哪怕你的方向对了,也有可能多年看不到胜利的果实。

因此科学家最怕的,就是在这条本就很艰难的探索之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锁:只能走这条路,不能走那条路;只能带两天的干粮,第三天饿了再来申请……戴上这么多镣铐,又怎么能为人类大部队探索出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我举个例子,现在全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这场疫情中,人类首次批准了mRNA 疫苗的上市。而这些疫苗的诞生,离不开匈牙利裔女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的工作。考里科在专注研究mRNA技术的几十年间,缺少经费,不被认可,甚至一度面临失业的风险。直到疫情暴发后,大家才意识到她的技术能让人类以最快速度得到新冠病毒疫苗。

所谓颠覆性、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是大家曾经认为对的事,你说它不对;大家以前认为行不通的路,你走成了。因此,大多重要的科学突破,都要经历一个被忽视、被质疑的过程。如果科学家连自由都没有,又怎么能走得下去呢?

《中国科学报》: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科学家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

王晓东:

科学家要的“自由”很简单。

第一,他有权力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不是必须事事征求别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必听取外行的意见;第二,他能获得必要的资源去做想做的事。

人类中最有干劲、最有激情的侦察兵们,不应该为包里还剩几天的干粮去犯愁。

当然,总有人会问:如果他吃了干粮却不干活呢?如果他把干粮卖掉中饱私囊呢?这种事情的确存在,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不会成为群体行为。

因为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荣誉活动,科学家是为了自己的荣誉、集体的荣誉,乃至全人类的荣誉而奋斗。他们致力于证明的,是人类究竟能达到多高的智慧,能做到多大的事情。

因此,科学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荣誉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系统。如果把科学家当贼防,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逼良成贼;如果给科学家真正的尊重和信任,他们就会自觉地创造出更多的荣誉。

《中国科学报》:按您的说法,科学家需要自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为何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所谓“自由”的尺度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呢?

王晓东: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对科学活动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管理模式,还没有很好地厘清。

我认为科学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就是所谓的探索性工作,去发现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实现性的工作,是利用大家已经知道的原理,去转化出实用性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区分。

科学和技术在我们的语境里常常是不分家的。但在管理上,它们应该有明显的不同。对探索性的研究,就像我刚才说的,应该给予资源和思想上的高度自由。但涉及到技术研发,则必须有清晰的阶段性目标,有对阶段性成果的考核。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项目就不能继续推进。

科学家该创什么样的业?不同时期有不同答案

《中国科学报》:提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科学家创业这个热点话题。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科学家应该创业,科学家应该创什么样的业?

王晓东:

在我看来,科学家参与创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出来,培养出能在工业界创造价值的学生,这是很有担当的事。因为我们做科研的经费都来自纳税人的钱,还是应该为社会产生效益。

科学家该创什么样的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答案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熟知的生物科技公司鼻祖,如Genetech、Amgen等公司,都是由著名科学家开创的。当时这个行当还是一个新生产物,亟需科学家的专业技术加持。

我回国创立百济神州时,也恰逢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当时国内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药物研发的新政策,同时资本也开始向生物科技敞开大门,当时的大环境也为科学家创业扫除了很多障碍。而我自身也从过去的失败经历中积累了认识和经验。

而今天,我国的生物科技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和国际接轨的渠道已经完全打通。当下,一位科学家想成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如果只是瞄准国内市场,只怕机会不大,因为你能做的事情大家都会做,所以一定要去追求更大更艰难的目标。

我希望看到更多创业者瞄准国际市场,这将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转变,也是一个值得奋斗的新阶段、新目标。

《中国科学报》:可否从您的自身经历出发,谈谈科学家创业需要克服哪些惯性思维,有哪些建设性的建议?

王晓东:

创业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科学家发文章就像射箭一样,箭射到哪里,就在那儿画一个靶子。而创业是要先有一个靶子,然后努力把箭射向靶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一旦箭已离弦,科学家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讲,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摈弃对成果转化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如何与企业家形成良性的互动,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我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那时我单纯地觉得自己的发现有应用价值,却不了解企业的运行规律。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当我再创建百济神州时,就建立了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明确的目标,每一个阶段都能拿出具有时效性的成果。这样企业就一步步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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