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珉琦 张文静 李芸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4/4 9: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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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纪念,才能给历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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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的《永恒的记忆》      本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一个灾难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体记忆,永久地固化下来,必须要有触媒,同时它也是纪念的载体。

正因如此,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发出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的呼吁之后,迅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认同。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并终将成为历史。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它,才能达到记录历史、悼念逝者、教育后人的目的,这个问题值得被回应。

来自微观叙事的“疫情日记”

3月27日,一本《武汉封城日记》出版了。

作者是一个2019年底才从广州搬去武汉生活的普通社工,她叫郭晶。她从1月23日开始在微博写封城日记,坚持了60天,吸引了195万的阅读量。

日记的内容无非是对武汉普通市民生活点滴的观察,她访谈环卫工人,关注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该怎么参与小区团购,探讨疫情期间的家暴问题、抑郁问题……她说,写日记的初衷,是因为作为一个社工,比别人更清楚,“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首先要有人讲出来”。

许许多多个更平凡的人,想要在经历苦难的当下,记录不同角色的中国人在这次疫情中是如何度过的。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纪念。

“疫情日记”,这种来自民间的微观叙事已经成为了此次疫情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些日记中有很多主流叙事触及不到的,甚至是遗忘的角落,它恰恰是有助于理解疫情社会尤为珍贵的素材。

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田松看来,网络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成为一个记录者,无论是用文字、图片还是视频的方式。

一个人一个视角,个体记录总是零散的,可它们又是如此真实而丰富。倘若我们把它们集合起来,用心整理、合理裁剪,这些内容就会拼凑成疫情之下一幅巨大的社会文化群像。

由此,田松想到,可以号召大家像捐赠书信一样,把自己与疫情相关的一部分朋友圈、微博“捐献”出来,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虚拟或者真实空间中进行展示和分享,那时个体记忆就变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纪念方式产生的情感共鸣可能比鸿篇大论更打动人心。

沉淀理性的博物馆

然而,灾难中的个体记录常常带着一种浓烈的主观情绪,它很有感染力,却不容易持久,得以沉淀的一定是理性的东西。剥离情绪和痛苦,客观记录并反思,恰恰是博物馆应该做也最擅长做的,如此才会对后世有启迪的意义。

17世纪,英国黑死病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导致伦敦1/4的人口死亡。而在瘟疫事件平息的300多年之后,当年最终成功截断疫病的亚姆村用一座博物馆把那段历史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缅怀过去、追忆曾经为之付出的纪念,它就是英国曼彻斯特的亚姆村瘟疫博物馆。

瘟疫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的主题博物馆,它与医学密切相关。陈履生呼吁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也是因为至今中国都没有一座国家级的医学博物馆,来进行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专门收藏和展示。

博物馆承载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有物质现实,也有精神内涵。当然,它首先应该是以实物为语言的,因此,那些灾难发生时刻的见证物,将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体。

比如,陈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博物馆里的展品,可以包括医护人员的日记和病患记录,还有一些文件、用品,比如口罩;博物馆还应该集纳一些普通人的资料,以及日本捐给中国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物资包装盒这类有社会影响力的物品;博物馆也可以展示科学防疫中的一些新仪器和设备、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方案,以及不同阶段的认识,等等。

他还提醒说,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系统收集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各样能反映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物品、资料等,包括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特殊病例的诊断资料等。

“我们看过太多灾难的纪念物,从博物馆到纪念碑,但和历史研究一样,纪念物建立的当下都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思维脉络。”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刘士永说,举例来看,广岛原爆纪念馆是为纪念日本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原子战争受难者,长崎原爆平和公园旨在反战和平主义,几年前建立的福岛核灾纪念馆想警醒人们面对天灾的无助,“然而,这些纪念馆都放大了建造者想要的叙事,也忽视或移转了某些历史事实与不欲人知的黑暗面”。

田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集体记忆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哪些是该被纳入的,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其实是可以被筛选和干预的”。

即便如此,建立全国性的纪念物是有价值的。刘士永比较期待能看到有关武汉人民与医护人员抗疫的纪念馆。“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们才是疫情下人性的亮点,姑且不论他们是否被迫或主动,都值得我们记住他们正面面对人性本能的恐惧与懦弱。”

显现精神姿态的文化作品

相较于实体的建筑纪念物,刘士永更关心大疫经验可否以文化形式被流传纪念,因为文化是更有弹性,更能随着新理解、新社会脉络因时达变的客体。文学、电影、通俗历史……都可以是形式之一。

比如,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此次疫情期间被无数人重温,再一次显现了文学直击人心的力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安认为,前者可以作为公共卫生事件教科书式的文学作品,后者,如果我们刻意回避爱情的部分,其实也有教科书式的内容。对于这些作品,人们接受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影视是另一种容易被记住的形式,陈安提到了美国电影《传染病》《极度恐慌》,是展现我们对埃博拉病毒这类烈性传染病的应对,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还有日本的《感染列岛》、韩国的《流感》、意大利等国的《卡桑德拉大桥》,以及中国不多的关于传染病的电影《大明劫》。“经历了这次疫情再回看这些艺术作品,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除此之外,口述历史无疑是收集灾难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大量的档案素材可供社会学者、人类学者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完成这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前沿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曾经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还有《倒塌之后:纽约客记忆中的“9·11”和之后的岁月》,这些作品将对受访者的访谈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出来。

据悉,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发起灾难口述史项目,向全社会征集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口述历史档案。

“比较可惜的是,总体而言,国内围绕传染病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屈指可数。”陈安坦言。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还缺少直面灾难历史的精神姿态?

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刘士永回答说,“如果从我工作与学习专业的立场来说,以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为基础而推广的卫生现代性反思及现代化教育,以及具有社会及文化深沉反思的医学卫生史研究和教学普及,或许是我作为一个平凡的医学史工作者,能够纪念人生中曾经经历的两大疫,并向其中牺牲的人们致敬最好的纪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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