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二选一”“流量限制”“搜索降权”等行为将迎来监管部门的“当头棒喝”。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互联网平台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系统和算法也捆绑住了供应链条上的每一个人，控制私人数据成为互联网巨头支配市场的重要手段。

“以前强调发展速度，忽视了安全的重要性。现在要补安全的课，而不是强调两者平衡。”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在数据和算法时代，引导平台经济领域合规经营，保护用户隐私权益，遏制互联网平台利用数据“特权”开展垄断行为，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精准画像下的“计算”变“算计”

开放、多元本是平台经济发展的初衷，但近年来凭借数据和技术等优势，各大互联网平台逐渐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甚至对用户数据的“计算”逐渐演化为变了味儿的“算计”。

“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数据或算法成为价值链中的一环，这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也称信息经济、新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国家创新与战略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吕本富看来，生态系统具有自调节、自平衡、自公平的特性，而人类社会则体现出“马太效应”。数字经济诞生于网络空间，也具有该效应。

在这种“马太效应”影响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每个行业仅有少数企业存活，本是用户隐私资源的数据，逐渐被中心化的数据库所垄断。“少数互联网平台凭借技术和数据等优势垄断市场，不仅对新兴企业的发展不利，还可能损害消费者在数据隐私等方面的权益。”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超告诉记者。

互联网平台之所以能开展“大数据杀熟”等不正当市场行为，左晓栋认为，收集用户数据并对用户进行画像、准确甄别是前提。“然而，不少数据收集行为是在未经用户知情同意情况下进行的，并不合法。治理这种行为，一要惩处‘大数据杀熟’的行为，二要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左晓栋说。

此次发布的《指南》多次“点名”技术、数据、算法，可见其对平台经济的重要作用。吕本富表示，大规模算法就是数字时代的“流水线”，成为“独角兽”的平台企业都有相应的大规模算法，比如，谷歌有信息匹配的PageRank算法，今日头条有新闻智能匹配算法，滴滴、美团、摩拜等均有智能调度算法。

“流量是平台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吕本富指出，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互联网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潜在收益越高；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潜在收益越高。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是一种正反馈过程。

“大规模匹配”带来的财富

监管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实际上，今年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已将互联网行业的垄断纳入；10月20日又发布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聚焦平台“二选一”等有关网络市场交易秩序问题。

互联网平台经济何以产生巨大的价值？对此，吕本富解释道，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互联网可以链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世界的时间限制和空间距离，使企业可以超越区域小市场走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此外，吕本富还指出，平台型企业通过链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可以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随着资源共享程度越来越深入，互联网平台所涵盖的品类将越来越多，物理范围也将越来越广。

在吕本富看来，平台经济也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以及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所以，互联网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线下的物理市场往往是分散、交易效率不高的，而基于移动互联网基础上的平台市场则交易众多，也最有效。”

吕本富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时代就是大规模匹配的时代，谁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这也是监管要抓的重点。

绕不开的数据隐私

互联网领域垄断绕不开数据隐私的问题，这也是国内外共同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0月6日，在历经长达16个月的调查后，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针对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等公司的垄断权力，发布了一份近450页的调查报告，并建议美国国会对反垄断法进行全面改革。随即，印度、欧盟对谷歌、亚马逊也进行了反垄断的调查。

左晓栋认为，安全与发展本是一对应该协调的关系。安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发展，一味强调安全会限制发展，最终无法实现安全；而安全是发展的底线，没有安全的发展也会失控。在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发展中，客观上需要协调监管与创新发展的关系。

对于某些消费者“让渡”数据隐私以获取便利或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观点，左晓栋并不赞同。他认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消费者的隐私的确发生了一些让渡，例如维护公共安全的室外摄像头抓拍路人，但这种让渡不是交换，企业不能因此获得信息的所有权或无节制地收集用户信息。用户要使用互联网服务，必要时提供一些个人信息是合理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其理解为交换。

王超也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平台型企业需要告知用户其数据的用途，并自主选择是否可以被使用。随着公民数据隐私意识的不断提升，国家频频强调和出台相关政策，也会促进公民数据隐私观念的提升，但数据隐私保护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在不断的交互和发展中完善的。

平台型企业作为收集用户数据的关键主体，对保护用户数据隐私安全有重要作用。在近日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主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就《指南》作出回应，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政策和法规的管理，发展和治理监管是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让平台型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服务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创新，是国家和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要求。

实际上，平台经济价格体系的制定很难“一刀切”。“ 平台通过分析积累的大数据资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其实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的‘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和深入研究。”吕本富指出，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还是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