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芳言 韩扬眉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10/23 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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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时期,中科院的前线与后方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彼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这其中包括建院刚一年的中国科学院。1950年末,中国科学院体量还不大,京区单位共约500人,就有100多人踊跃报名,自愿申请直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前线。

在后方的科研人员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研制抗生素、生产球墨铸铁、研制特种电阻丝等支持前线。开展应用研究,服务国家需求,这种理念和实践对此后中科院在应用科学上的布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一时期,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宣传对科学家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中科院人响应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生产质量和数量、节约成本,踊跃捐钱捐物,为战争做贡献。这树立了科学家科研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新观念,为新中国科学家精神打下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底色。

奔赴前线的志愿者

1950年11月,中科院确定了首批奔赴前线的志愿军名单,孙桐、施兰卿、吴凤鸣、白石等18人的名字出现在红榜上。和其他各机关单位的“志愿者”一同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中科院派出的志愿者中,有来自院机关的干部,有来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几乎都被分配在东北空军系统,担任技术保障、翻译或后勤等工作。

中科院原编译局编译吴凤鸣还记得,1950年11月16日,18位志愿军在中科院文津街院部门口集合,他们登上卡车前往火车站,乘坐抗美援朝战士专列。列车长鸣三声后缓缓启动,他们就此正式奔赴战场。

中科院如今还有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离退休人员,则是当时的军人,战争结束后被分配至中科院各单位工作。

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综合处魏尉介绍,退休职工唐章洪曾参与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他在战役中日夜配合步兵坚守阵地、保卫坑道、掩护反击,对保证步兵顺利完成坚守阵地、反击敌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役结束后,唐章洪记特等功一次。由唐章洪指导的13名骨干炮手,在上甘岭战役中各立三等功一次。

中科院原化工冶金研究所离休干部靳玉芳曾参与过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的保密工作。她还记得谈判当晚接到上级通知,抓紧整理和清理好重要文件。当晚,没有脱衣睡觉的他们,终于在后半夜等来了谈判成功的消息。

谈判成功后,还有一些人以换防志愿军身份奔赴朝鲜。中科院原机关监察局干部张德仁就曾于1956年11月,作为换防志愿军一员赶赴朝鲜,在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担任助理员。

张德仁告诉《中国科学报》,那时他年仅28岁,与爱人结婚刚刚一周。不到一年后,在选派新一批赴朝志愿军时,他的爱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人民军队的刘元元主动报名参加,在军中,她承担着传送图书信息、播音和妇女工作。“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但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了。”刘元元说。张德仁和刘元元随最后一批撤军部队回国。

响应号召研制抗生素

1950年前后,抗生素在医药、农业方面已有广泛应用,但当时的中国尚不能生产,完全依赖进口。面临着美国的封锁禁运,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伤病员急需此类药品,抗生素的研发和生产更显得急迫。

为了寻找更经济的生产方法、生产更多种类的抗生素,中科院将抗生素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0项重点研究之一。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当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化学家赵承嘏、汪猷等人已经就国内的抗生素需求,着手展开一些研究工作。“比如1950年,东北科学研究所与上海有机化学所药物研究室(1951年独立建所)合作,共同掌握了氯霉素的原料与生产方法,并将该方法利用于金霉素生产。再如1951年,上海药物所在国内首次获得青霉素甲盐结晶,为生产工艺提供了参考数据。”

1953年,在赵承嘏、汪猷、黄耀曾、梅斌夫、高怡生、方中达、沈善炯等科学家的倡议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中科院与轻工部、卫生部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展开合作。自此,全国大规模、有组织的协同拉开序幕,并在之后取得了一系列良好成果。

1953年,上海抗生素消耗量较三年前增加了5倍。1955年,上海药物所完成了氯霉素合成方法的研究,并向工厂提供了生产工艺技术。1956年,青霉素产量从1952年的33公斤增至10吨。

王扬宗提到,在此之前,我国有关方面的生产较为落后,从材料纯化到制备技术都很粗放,专家们进行规划改进后,有了明显提升效果。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留下的宝贵经验,对我国现代新药研制和生产都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针对1950年之后开展的大规模抗生素研究工作,中科院还于1955年12月主持召开了抗生素学术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次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也是中科院首次广泛地邀请国际科学家参加学术会议。

与会者既包括国内抗生素管理者、研究者、生产者、教育者,也包括相关领域的外国专家。除来自中科院、卫生部、高教部等36个单位的150余名代表外,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丹麦等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也应邀到会。

“这次会议不仅反映出当时国内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水平、影响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抗生素的研究模式,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地位也有重要作用。”王扬宗说。

应用型研究格局初现

建院初期,基础研究是中科院大部分研究所的主要基础,专门从事应用型研究的专家不多。为响应科研工作要为国家、为工农业服务的号召,中科院加大了对应用研究的投入,一些新的研究所、研究室就此诞生,而且切实做出了一批成果。

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开始承担了工业建设、服务战争所需的有关研究任务。“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在上海冶金陶瓷所就曾领导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研制任务,产出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

中科院为战争服务的另一项典型具体工作是球墨铸铁。球墨铸铁因其微观结构为球状而得名,性能略优于一般的铁。中科院工学实验馆(以下简称工学馆,冶金陶瓷所前身)于1950年7月开始研究球墨铸铁,并于同年10月初制成功。球墨铸铁相关成果披露后,引起了国内工业界的注意。

之后,工学馆与东北各矿场、燃料工业部、华东工业部等单位保持联络,他们希望用球墨铸铁代替铸钢或延性钢铸铁,因为这两种材料的制造设备相对繁重,增产不易,而球墨铸铁所需设备和主要原料相对简单且易于运输。短短数月内,这项研究工作就和实际生产有了密切关联。在后续的数十次试制中,工学馆还制成了齿轮、钢锭模、铁砧、高压泵铸件等部件。

为服务国家需要,中科院还加强了东北地区的院所建设,组建了第一个分院——东北分院。除了将金属研究所和仪器馆(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前身)从北京迁到东北,还加强了当时的工业化学研究所、长春综合研究所等单位。为开展应用型研究,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等单位还增设了研究室。

如此一来,中科院不仅有早期积累的基础研究力量,还逐步聚集了一批面向应用的研究人才。

王扬宗指出,朝鲜停战后,中科院迎来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应用型研究在全院布局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加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我国的核讹诈不仅促使国家领导人做出研制核武器的决策,也激发了钱三强等一批核科学家为国分忧的决心。所有这一切,对中科院日后承接重大国防任务,特别是承接‘两弹一星’方面有关工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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