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鹏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9/5/20 15: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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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新文科的概念逐渐热了起来。
 
事实上,相较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出现更晚。2018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
 
新文科“新”在何处?新文科与传统文科存在什么关系,有何突出特征?当前,新文科建设将怎样带动高校人才培养,又面临哪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多学科协同:新文科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
 
“新文科”的“新”要从传统文科的“旧”说起。
 
“从总体上看,各门类学科甚至整个科学都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走向综合”,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解释,此前,人们在没条件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专业。这样,虽然提高了研究效率,但随之出现了学科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
 
这种专业间的隔阂,在文科领域尤其严重。“传统文科重视专业培养,专业划分明显,学科建设任务清晰,但是人才培养难以博通,容易形成专业壁垒,制约人才全面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童文胜直言,“在学术研究上,我国文科教育学术原创能力不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观照现实不够,使得传统文科在某些领域未能实现超越和创新”。
 
尽管如此,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书文仍然反对将“传统文科的不足”与“新文科出现”看作因果关系,简单地联系起来。在时代的转折时期,学科建设的问题总会首当其冲,受人关注。孙书文表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科。传统文科教育完成了其担负的历史使命;新文科的提出,是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在马费成看来,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们从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必须多学科协同。于是,在多学科交叉边缘上出现了新兴的文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在他看来,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文科的内部融通、文理交叉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对此表示认同,新文科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试图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将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
 
融入信息技术:新文科重塑思维体系
 
读了文科专业十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林贤发现,把《说文解字诂林》《古文字诂林》《殷周金文集成》等大部头的书铺满整个书桌,做卡片、埋首故纸堆,查阅文献的传统学习方式,逐渐发生变化。
 
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文科数据库被引入林贤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字学。与此类似,许多老牌文科专业也在被注入大数据的基因。林贤笑称,搜索文献用例和术语的“累活重活”,完全可以交给电脑了。
 
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撑,学习一些文科专业的便利性得到了提升,而社会计算、金融科技、空间计量经济学、技术哲学、计算语言学等新兴文科专业、方向的兴起,却更加突出了新文科的特征:综合性、跨学科、融通性。
 
马费成认为,“当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全新研究场景,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整个文科的研究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使得过去许多不能开展的人文社会问题都有了新的研究手段”。
 
在技术发展面前,新文科也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马费成坦言,文科学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的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的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相关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文科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取代一部分传统文科研究者,同时,革新了传统文科的研究场景和研究方式。马费成对此表达了隐忧,这个过程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二是文科学者对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偏见,容易引起文科学者的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技术的使用产生怀疑,甚至是抗拒。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表示,新文科并不是“新技术+文科”或“文科+新技术”,也不能将新文科视为新工具和方法的简单应用,而要真正拥抱和融入新技术,借助现代科技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体系,更好地回应和阐释科技与人文社会科研之间的逻辑关联。
 
变革人才培养模式:新文科打牢知识塔基
 
近些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出现人文科学实验班,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现学院式教学模式,这些尝试,被当作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经验。
 
200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招收首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生,由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集体授课,使得学生能够对相邻学科和相关专业的知识有所了解。在综合素养评定、博士论文选题、撰写和答辩过程中,各学科的老师会进行相应指导。曹胜高就是首批博士生之一。
 
新文科的意义在于更强调文科专业基础的融通性。曹胜高说,新文科的培养模式,将帮助学生打牢知识储备金字塔的稳固塔基,再渐次进入专业学习,形成坚实塔身和更高耸的塔尖。
 
曹胜高既以学生身份参与过文科教育模式改革的试点,现在又以院长的身份布局学院新文科建设。他坦言:“新文科能否做得好,关键看教师”。
 
受制于目前专业过细的培养体制,现在高校普遍缺少新文科的师资,这就需要重视文科实验班、创新班师资的配备。既要选择熟悉相邻专业、尊重相邻学科的老师对学生进行理念引导,也需要授课老师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协作。
 
“当前高校里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但是,人文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所做学问犹如‘煨汤’,需要慢慢熬。”童胜文坦言,对待文科教师松绑,减少绩效考核与发表论文等硬性要求,打破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锢。
 
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建设不能遮蔽“文”的本质
 
相比于新工科,新文科只是初露端倪,大规模、实质性建设并未完全落地。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新文科至少意味着教学方法的改革。”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表示,以文学专业为例,此前过于注重文学史之“史”而忽略了文学本身,文学教育忽略了性情的养成和审美能力的培养,把创造力的激活单纯地变成了知识的积累。
 
“千万不能简单地将中文、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进行拼盘,新文科建设最怕流于形式,看似轰轰烈烈,却最终培养出一批‘中文不如中文系、哲学不如哲学系、历史不如历史系’的学生”。曹胜高认为,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新文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是教育内容的变革,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
 
“新文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价值取向,必须找到找准与新时代文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走融通之路”,沈壮海认为,“这个融通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首先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融通,其次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通,再次是更深和更广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医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通”。
 
在韩经太看来,新文科建设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既不是理科化的文科,也不是哲学化的文学或者文学化的哲学。他提醒,当前人们对新文科的理解,大都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强调其“融通性”,但是,在文理融通的过程中,不能遮蔽“文”的本质;文理交汇后,须更加重视和凸显“文”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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