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发布“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9）”。该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对外发布，今年已是第5次。从指数研究报告看，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中，上海连续五年位居榜首，龙头作用显著。与上年相比，各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差距呈缩小趋势。

指数研制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指出，该指数通过经验借鉴、逻辑推导、实地调研、定量模拟、专家座谈等多种方式，对长江经济带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协同发展的科学基础、评价指标与方法、能力与水平、提升思路与举措进行了系统研究。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19）表明，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重庆、苏州、长沙、无锡、宁波。与2018年相比，TOP10城市均榜上有名，但位次发生了变动。其中杭州在2019年的排行榜中提升1位，位居第3名，而苏州则跌出了前三甲的行列，在排行榜中下落4位，仅位居第7名。武汉、成都、重庆分别在2019年的排行榜当中提升1位。淮北、淮南、眉山、巴中、普洱、昭通、乐山、雅安、保山、临沧则位列排行榜的后十名。

曾刚表示，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6等级橄榄型结构特征：上海是龙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重庆、苏州、长沙、无锡、宁波、合肥、昆明和常州12座城市是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温州、徐州、贵阳、南昌、宜昌等33座城市是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的一般区域中心城市；九江、黄山、湘潭、荆州、曲靖等22座城市是区域重要城市，往往地处较为重要的区位或有用于某方面独特的自然禀赋，对邻近区域有一定的带动能力；永州、安庆、吉安、咸宁、张家界、宜宾等25座城市是辐射带动能力有限、但存在提升空间的地方重要城市；亳州、丽江、雅安等17座城市是存在短板或外向服务功能薄弱的地方一般城市。

上、中、下游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差异明显。长江经济带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较高的态势。曾刚表示，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城市间协同发展能力水平差异不大，存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多个中心，已步入较高水平的一体化阶段；长江中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居中，中心对周边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仅存在武汉、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三个中心，且很多省会城市本身的协同发展能力较高，但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一般；长江上游地区的城市除省会外协同发展能力普遍较低，区域内的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差异较大。

与此同时，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交流服务三个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高度正相关，但与生态支撑能力存在弱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基础扎实，但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指数报告显示，近5年来，总体格局变动不大。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虽逐渐增强，但整体水平仍比较低；经济带内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始终保持“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空间格局；虽然经济、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与生态保护间始终未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科技进步、环保投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经济带协同能力提高的重要力量。

此外，今年的研究首次通过对比2015年和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的排名变化，揭示其动态发展进程。研究结果显示，与2015年相比，2019年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能力提升最快的前十名城市分别是毕节市、宿州市、内江市、上饶市、抚州市、六安市、遵义市、南充市、宜春市和郴州市。具体来看，贵州省毕节市是协调发展能力提升最快的城市，从2015年的106名上升到了2019年的36名，提升了70名次。进步榜的第十名湖南省郴州市也从59名上升至了35名，提升24名次。整体来看，进步明显的城市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区域，多分布于贵州、安徽、四川和江西四省，在交通和生态环境领域提升迅速，这是由于中西部很多城市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后发优势。

而与2015年相比，2019年长江经济带内协调发展能力下降最多的前十名城市分别是淮南市、淮北市、攀枝花市、乐山市、黄石市、孝感市、宜宾市、荆门市、景德镇市和雅安市。安徽省的淮南市从2015年的32名下降到了2019年的102名，直降70名次。退步榜单上的第十名四川省雅安市从78名降至了108名，退步30名次。整体来看，后退较明显的城市同样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区域，多分布于安徽、四川和湖北三省。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往往容易被边缘化。同时，退步榜单中资源型城市较多，如淮南、淮北、攀枝花，它们的转型发展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