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勇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30 8: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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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校长任 百年北大魂

蔡元培

 

编者按

在我国,对于“大学”二字最精辟的解释,应该算是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从中,也足见“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而如果这位大师又恰巧成为这所大学的“掌舵人”,那么,“大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座大学的发展轨迹,甚至彻底改变一所大学命运,成就一段新的辉煌。

所幸,在我国高校的发展史上,这种“大师”与“大学”关系并不鲜见,如梅贻琦之于清华,蔡元培之于北大……

然而略有些遗憾的是,我们虽然对于此种“大师”与“大学”的关系并不陌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师”影响与改造“大学”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大师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努力,大师的智慧与风骨又体现在何处?

而这,也是我们开办此栏目的初衷,让我们在一段段对历史的回顾中,思索这些逝去的大师给如今的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马勇

蔡元培对北大,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思想上的,不是事功上的。就蔡元培而言,其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等,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价值导向。

对于北京大学,乃至国内的整体高等教育而言,“蔡元培”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几个重大事件中,蔡元培都是直接的当事人。正如1919年五四大游行之前,北京知识界许多老派人物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不是蔡元培主持北大,引进新思想、新人物,提倡新文化、新道德,那么北大可能不会是如今的这个样子。

新教育理念与早期实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此举是对先前几十年改科举不成功的认同,旨在像日本一样,在全国范围构建一套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按照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新教育的示范基地,也是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负有指导全国新教育的责任。在各省将陆续参照大学堂格局创建高等学堂;在各府将创建统一的中等学堂;各县将有自己的小学堂。这是一套完整的新教育方案。

1901年渐次兴起的新政拨正了中国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清廷之前无数次耽搁拖延,使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对满洲人启动的新政抱持怀疑态度,反满运动并没有因为新政而消解,反而因此更严重。我们看到一大批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知识人,比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蔡元培,他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中了进士,并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体制内的“储相”,具有远大的政治前程。但蔡元培并不看重这些,反而因中国不进步,而渐渐踏上反满革命之路。

革命打乱了中国现代化步骤,但是我们依然应该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主题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改变,随着中国工业化增长,需要更多有知识的劳动者。所谓“新教育”的发生与普及,就是基于社会进步的需要。

新教育的发生,一方面有赖于政府提倡、推广,像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各省府州县高等、中等、初等学堂的普及,都属于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新教育同样有赖于一个全新的社会氛围,需要一大批知识人进行新教育实验、推广。

在林纾、黄遵宪、陈独秀改革基础上,蔡元培走得更远。作为一个老革命党人,蔡元培在民国初建时,以为中国不仅应该进行文学、文化改良,而且应该完成伦理革命、道德革命,重建共和国新文化、新教育、新伦理。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为所谓教育,就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隶属于政治,一种“超轶乎政治”。后者当然是指非政治的知识教育,至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蔡元培认为应该随着政治变动而扬弃、重构。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因而,在共和时代,在民国,就必须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教育。

让京师大学堂像个大学模样

1916年底,蔡元培满怀热情来到北大,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将北大由先前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他的思想倾向、价值理念,还有那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让北大迅即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多元并存,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基本原则。

蔡元培曾公开过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奋斗,在上述理念指导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换了先前一大批旧人。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一大批新人物加盟。必须指出,蔡元培此时强调的“兼容并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让新人包容旧人,而是向旧人说法、劝谕,让他们包容新人物的新思想、新学术,在蔡元培等潜意识里,他似乎看到了新学术、新思想与旧学术、旧文化的差异、距离。

对于北大内部,蔡元培接续严复民国初年的改革继续往前走,让这个原本只是“官僚养成所”的京师大学堂渐渐像个大学模样,像是一个现代教育机构,“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对北大、乃至于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思想上的,不是事功上的,后来蒋梦麟、傅斯年自嘲他们两位只是北大的“功狗”而不是“功臣”,意思就是他们分别协助蔡元培、胡适两位校长,都属于事务性的,而蔡元培、胡适两位校长,则是道德性的、超越性的。就蔡元培而言,其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等,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价值导向。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以思想自由为前提,但蔡元培的说法对象不是新派,不是要新派兼容、并包旧派,而是要旧派不要那么苛刻,不要对新派求全责备,吹毛求疵,要看大节,看总体。胡适等年轻学者已经很不错了,具有新思想新方法,如果还要求他们旧学学富五车,怎么可能呢?

我们后来在很多时候可能理解反了,我们以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向新派人物喊话,希望他们包容辜鸿铭、黄侃、林纾,以及那些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不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期待旧派接纳新派,他的思想倾向就是要庇护新思想新文化。蔡元培的想法是对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文化新人物如果没有旧文化旧人物(饱学之士)的宽容、体谅,可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不能结出新文化之果。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为中国开辟一个全新时代,也为北大奠定了现代学术基础。在蔡元培管理北大短短三年(1917-1919)中,他没有像前任那样进行派别清理,他在汤尔和、沈尹默等浙籍学者帮助下,引进了一批“(章)太炎门生”,也通过陈独秀接纳了一批皖籍新人物,但他并没有绝对排斥严复老校长先前引进的桐城派学者。宽厚的蔡元培真诚期待将北大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大学,期待北大在学术上与世界名校看齐,而不再是官僚养成所。

天生教育家

蔡元培的行政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其学问似乎也一直不被那时的学界重视,但蔡元培是天生教育家,具有教育家天资。他有长期参与新教育管理的经验,具有博大的胸怀,这是他对北大的贡献,具有精神上、思想上的意义,而不是具体的事务、事功,更不是盖几幢大楼、聘请几个世界一流学者那样的琐事。所以,宽厚如胡适,都忍不住在日记中贬损蔡元培,让胡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蔡先生学问不行,办事能力不行,但人们为什么一定如此恭维蔡先生为北大的精神先驱呢?

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之所以成为北大精神导师,一个最主要也是最伟大的地方,是蔡元培的担当及对学生的爱护、负责。晚清新教育发生以来,各类学堂学潮不断,背景、理由也不尽相同,许多教育家对学潮都很头痛,但究竟应怎样处理,见仁见智。蔡元培对学潮有自己的姿态及处理程式,当学生没有闹事,学潮未起时,蔡元培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断告诫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劝导学生不要去闹事。

但是,当学生运动因某种原因还是发生了之后,蔡元培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一定要营救学生,不论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磨难,他都坚定不移。这是一个教育家必要的担当。即便从旧伦理说,子不教,父之过。学生出了事情,老师、校长以为事不关己,甚至以为政府、军警替学校教育了学生。这种想法当然很难获得人们的尊重。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面对学生因爱国、因政治而被逮捕投入监狱,敢于与政府抗争,敢于舍身营救学生的实在太少,这是蔡元培作为大学校长让人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论面对怎样的强权,学生毕竟只是孩子,校长不出手营救,就等于将孩子推向了火坑。

基于这样的价值观,蔡元培与学生的关系、以及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就比较清晰了。北大以及北京其他学校学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大游行,事前固然有蔡元培的因素,至少他知道巴黎的情形,与政府和与巴黎方面有某些联系,他不仅没有阻止学生去表达爱国立场,事实上也是他鼓励学生这样做。然而我们看到,当游行学生被政府大规模抓捕后,蔡元培并没有将头缩回去,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放下身段去求人,也要将被捕学生营救出来。

其实,在五四游行之前一段时间,蔡元培与此时北京政府一些人已有很深隔膜,林纾致蔡元培公开信表明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对北大相当不满,以为蔡元培没有尽到大学校长应尽责任,管束学生,示范全国,反而纵容什么“新青年”、什么“新潮”。政府的倾向、提醒,又反过来影响蔡元培和他周围的陈独秀、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北大中坚力量,这些人提醒蔡元培要警惕政府对北大下手。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汤尔和、胡适等人当时留下来的书信、日记等文献,很容易感觉1919年春天北京似乎一定要出点什么事。

五四游行发生后,蔡元培负起了一个校长应尽的责任,想方设法要将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中的一些人对蔡元培更加恼火,以为蔡元培的态度是北京学潮的一个关键因素,因而有人建议撤换蔡元培,平息学潮。

蔡元培不是政客,而且具有民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洁癖,他不能容忍政府的撤换,更不能容忍任何言辞羞辱。蔡元培那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动辄炒政府的鱿鱼,离职出走。只要他发现职务或政府举措可能会侵犯其尊严时,蔡元培都会主动撂挑子,辞职、离职,甚至不辞而别,而不是被动等待政府发布免职令,他决不让政府先出手。

在蔡元培以及其他许多人斡旋下,北京各校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获释。北大为这些被捕学生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蔡元培也发表了一个训话。他说了三层意思:第一,鉴于各位同学几天来精神上的困乏,准许当天不必上课;第二,他说:“诸君或许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第三,蔡元培希望各位同学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这句话显然对同学的举动略有责备。

学生释放了,学校秩序恢复了,蔡元培觉得自己也可以离开了。5月8日晚,他派人给大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送交了一份辞职书,称“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惶惶,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此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因此蔡元培请求自动解除北大校长职务,然后趁着夜色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北京潜往天津,并给北京新闻界留下一份令人费解的告别书: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此后七年,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但北大在蔡元培所倡导价值观的引导下,却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办学条件逐步改善,规模也在有序扩大,图书馆、实验设备逐年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因北大迅猛成长渐渐缩短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新文化运动的成效渐渐呈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9-01-30 第6版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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