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时至今日，科技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科学精神也不仅限于科学研究中的求真务实，还体现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科学求索、对于民生问题的关切关注。

从推动重大工程科学决策民主化，到借助科技的力量减少天灾人祸对民众的伤害，再到助推畸形发展的奥数等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报》始终“以科学的眼光看社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有效且充满温度的建言，并记录下科学家们在社会热点问题中求真、求实的身影。

■本报记者 王方

时隔30余年，《中国科学报》前副总编辑黄安文还记得1986年4月~8月期间，这份以科学报道为使命的报纸上，为其刊发的三峡工程系列报道撰写的编者按。

集思广益、从谏如流，8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三峡工程科学决策民主化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正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说：“主动、积极”“带了个好头”。

一场预先的讨论从生态开始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的决定。

这份通知要求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深入研究论证，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

《通知》下发两个月前，4月26日本报头版头条便刊发了第一篇三峡工程讨论文章。

随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学煜在本报发表题为《三峡工程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文章。

他明确提出：三峡水坝是一个改变长江水状况的伟大工程，必然会引起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因此，为了合理利用“四化”的资金以及考虑子孙后代的祸福，我们必须保持科学态度，决不可再说什么“没有影响”“影响不大”等类结论了，也决不可重复过去那样“先行动、后结论”的经验教训了。

当年启动的三峡工程论证分14个专家组进行，其中一个就是“生态和环境”。侯学煜是该组顾问，但1988年他最终没有在自己参加编写的分报告上签字。

多方响应 只为科学发声

接下来，从不同视角科学讨论三峡工程的文章陆续刊登于本报。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潘家铮曾说，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400多位专家“都是国内甚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他们只尊重事实和真理，不受人左右”。

这样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尊重事实和真理，同样属于在本报发声的专家学者。在黄安文看来，本报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为三峡工程提出科学意见和建议，争论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

侯学煜说过：“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说的是真心话。”“有看法就要讲，要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侯学煜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这样理解——科学不怕争议，甚至不怕走过弯路，但不能知错就错，也不能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所裹挟，以至于损害了民族、公共利益。

“他当年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可以预料的。他是一个正直、正义的人，违心地说话他是不愿意的。几十年过去了，他坚持科学的精神还应继续。”蒋高明说。

“带了好头” 尚未结束

其间，除了为科学家开放专业探讨的通道，本报也组织记者采访，以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讨论得到公开、科学的解答。第一位采访对象正是潘家铮。

1986年8月2日本报又刊登了一篇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的答记者问——《科技界应充分开展学术争鸣》。

孙鸿烈认为本报开展三峡工程讨论很有必要。通过讨论，可以吸引科技人员关注国家重大建设问题，促进科技界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讨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引起经济建设部门的重视，更好地依靠科技界。

作为三峡工程讨论的结束，这篇报道的作者黄安文写道：“三峡工程讨论后，本报还将继续开展有关的学术讨论”。孙鸿烈评价“带了个好头”。

其实，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并未“结束”。

如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此，科学网推出《三峡工程利弊之争》新闻专题，《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刊发《八院士解读三峡那些事儿》。

“必须保持科学态度”是以侯学煜为代表的科学家始终如一的担当，也是中国科学报社的担当。秉承着科学立场，积极开展学术讨论，对于三峡工程的关注诚然“带了个好头”，而且尚未结束。

不是工程的“工程”

当下，另一场关于“工程”的讨论引发极大关注，即“天河工程”。这源起于2018年11月22日，科学网微信公众号首发《气象学家实名批“天河工程”不顾质疑仓促上马》一文。

时间追溯至更早一些。11月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已正式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工程研制。”中国科学报社值班副总编辑在看到这条消息时，以其科学的立场、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当天晚上，他带领编辑部以自身的科学判断为“天河工程”做了预设——在科学上不太可能实现。两小时内，记者甘晓就接到了任务：为一个科学问题反复求证。

不打无准备之仗。甘晓首先查阅了关于“天河工程”的相关材料和公开报道，随后约访第一位专家、第二位专家……“就希望把问题弄明白、做扎实。”甘晓说。

半个月的时间，找了7位专家，其中有3位院士。一位资深院士虽然不具名，但十分关心这一话题，几次三番地打电话给甘晓，希望通过《中国科学报》媒体平台推动对“天河工程”可行性的讨论。

“科学家对《中国科学报》给予了信任和厚望。”甘晓感受到。

另一个让她特别受鼓舞的细节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答应接受采访时，发送的短信中有一句“我们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作为科学家，要为国家全局负责”，是他所要表达的。

科学决策要回归科学本身。“一个科学理论提出来最终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一旦科学理论要从科学到工程实践，就必须谨慎对待。”吴国雄说，就像33年前三峡工程科学论证那样。

专家点评

重大工程论证的“赛先生”与“德先生”

■包存宽（复旦大学教授）

科学研究应是无禁区的，但科研无禁区并不意味着缺乏充分、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重大工程的决策更由不得“拍脑袋”，需要充分论证和慎重考虑。

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推崇的“赛先生”“德先生”，正是重大工程论证与决策的坚实基础。

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论证要顺应规律，既有自然规律，也有社会发展规律。无论是哪个规律，重大工程涉及的都不仅仅是单一学科或专业，所以需要综合论证。科学研究无疑是充分论证的基础和前提。而综合论证中还包括利益、成本、风险、代价的权衡。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重大工程决策中，也不能“一言堂”。民主决策既包括政府和民众有效沟通层面，也包括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层面。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民主化过程，其中涉及到分析协商模型。没有科学且专业分析的民主，其实是盲目的“民主”。反过来，仅有分析而无协商，也难以达成共识，不利于工程实现。

（本报记者王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