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

最近，关于北京推出新高考方案的消息引发热议。根据方案，从2020年起，北京市统招录取将采用“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即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选考的3门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两个依据，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考生。其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换句话说，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招录取中的占比最高可达40%。方案一出，立即掀起舆论大波。

其实，自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采用“两依据，一参考”的方式录取高校新生起，“综合素质评价”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稍有风吹草动，大家都会绷紧神经。更不用说此次北京推出的新方案中，综合素质评价被赋予如此高的权重了。

由于中国较长时间实行的是政府包揽的考试招生制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长期在行政部门的统一要求下实施，因此在评价理论和实践上相对滞后。一旦要将其与升学挂钩，记入学生档案并作为中高考录取的参考，就不能不谨慎行事。

目前，大家所能看到的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建立的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或平台。这些系统和平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式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是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作出评定，划分A（优）、B（良）、C（一般）、D（差）四个等级，有的地方还将全班或全校学生划定各等级比例。评价过程包括自评、同学互评、教师或班主任撰写评定意见。一些地方将同学互评与教师评定各占50%的权重记入学生档案，作为此后的参考数据。

从中不难看出，目前对学生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使用的还是像各科考试成绩加总分那样的“总分模式”。综合素质评价的关键要素——谁评价、谁使用评价结果、用什么标准评价和评什么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被忽略。

必须承认，每个学生的天性是各不相同的，他的综合素质也是极为个性化的存在，因此评价本身是准确地描述和评定不同学生综合素质的状况和特征。能否使用对所有学生一个模式的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加总的方式，在评价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实中的人各方面发展不是平衡、平均的，不是所有孩子同步的，也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如果实施统一的综合素质评价，则有可能成为分数应试之后的“综合素质”应试。还没有从分数比拼中解脱的学生，则有可能掉进单一模式的综合素质评价陷阱。这对所有孩子的成长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挤压，最终可能影响其自主成长发展。

再看看世界教育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基本不会采用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在较高端大学的招生过程中进行，中低端大学只需要看专业组织的学业测试结果（如SAT）或学生在高中的学业记录就可以录取了。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是高校专业的招生团队，他们也不会事先确定一个对所有考生都适用的标准和模式，而是依据学生申报材料中所陈述的事实及该生相关信息的真实性、独特性、突出性来判断考生是否具有很强的使命感、领袖力、合作能力等综合性能力与品质，整体上能否显现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有较大潜能、符合招生学校培养的人。

不同的高校会依据自己的办学理念、学校特色、招生要求、培养目标，确定自己的综合素质评价标准。因此，同一名考生在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评价的综合素质差距较大是正常的现象。众多学校由此形成多元自主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从而使天性各不相同的学生都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性，而不必担忧自己的做法是否会在与别人的比拼中败下来。

简而言之，不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极为个性化、多样化、可变性、多重结构的复杂存在，不存在分几个方面同值可比的指标。对它的评价必须像艺术鉴赏家那样，发现不同学生的独特性与杰出性。进行单一模式的评价则是削足适履，若将这样的评价结果应用于升学，自然会大面积伤害儿童的自主成长发展。

当下，在中小学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对学生独特的表现作及时、完整、客观、准确、真实的记录，尽可能少作评判。这些记录可以作为该生升学或其他需要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时的可信证据，由使用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一方专业团队对该记录作出价值判断，从而形成高校与中小学相互配合、相互检验与相互博弈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