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志伟

林桂美拿到小额信贷技术员发放的小额贷款后喜笑颜开。海南农信联社供图

今年，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和海南省时任省长罗保铭“拉钩约定”的第11年，两人当时约定前者帮助和指导海南探索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小额贷款模式。当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比较成功的。

记者了解到，该模式的实施主体是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琼中小额信贷总部。经过11年的实践和创新，海南农信联社逐渐探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机制体制，缓解了农民尤其是小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具备了可持续、可推广的条件。

据统计，海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6年的3256元增加到2017年的12902元，收入增幅连续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农信社小额贷款是大有贡献的”。琼中小额信贷总部主任莫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一群活跃的大学生信贷员

在金融界，尤努斯或“格莱珉模式”名扬四海，前者因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创办格莱珉银行，因其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的方式自成一体，被称为“格莱珉模式”，即现在的小额信贷模式。

2007年4月，罗保铭和尤努斯“拉钩约定”，希望后者以海南省政府顾问的身份到海南传经送宝，帮助和指导海南探索小额信贷模式，助力农民持续增收。也就在这一年，海南省农信联社拉开了以小额信贷撬动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

经过11年的探索和实践，海南省农信联社形成了一条符合当地情况的金融支农之路，其培养的一批小额信贷技术员队伍尤为值得关注，他们都是大专以上的年轻大学生。

莫敏向记者介绍，小额信贷技术员队伍80%出身于农民家庭，经过专业理论和实践培训后，分赴海南全省各地开展小额信贷工作。

容冠目前是海南乐东小额信贷部负责人，他进入海南农信联社已经有9年了。容冠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小额信贷技术员经常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宣传小额贷款。对于他们来说，下乡遭遇“碰壁”是常事，有时会被疑为传销骗子、保险推销员，也会遭到同行的调侃。

但各种困难和委屈并没有压垮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要为农民增收办实事。

“我父辈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民缺钱时需要东借西借，很不容易，小额信贷解决了农民的这个问题。”当记者问容冠为何选择这份工作时，他表示，这个平台很大，为农民服务的事业也很伟大，“拿到大学毕业证当天就过去报到了”。

在实践工作中，容冠领悟到：“和农民打交道，不在于学问有多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对他们付出的感情有多真。”平常，他们与农民一起劳动，向农民宣传国家惠农政策、传授农业科学知识，逐渐与农民建立了感情。

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重合村的符桂英是容冠曾经帮助的一位农户。曾经是昌江小额信贷部负责人的容冠向记者介绍，符桂英是有强烈的致富信念并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困现状的人，但就是缺少资金。

从2010年6月开始，昌江小额信贷部多次向符桂英发放贷款。在她自身的努力和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大力支持下，现在已种植甘蔗30多亩、橡胶20亩，并且养殖500只鸡鸭，经营一个鱼塘，每年纯收入近万元。符桂英凭借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被评为“海南省道德模范”。

即使容冠现在离开昌江小额信贷部，但他们还经常联系。容冠自己算了算，目前已经服务过700多户农民、发放的贷款上百万元，他和同事们跑遍了所在辖区的所有村庄。

而在海南农信联社，像容冠一样的信贷员有600多人，他们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肯定。如小额信贷员队伍于2010年至2013年连续荣获“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他们中的多人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农民是淳朴、讲诚信的”

在社会尤其是银行人的固有印象中，小额信贷高成本、高风险，他们最担心农民不讲信用。但容冠在做业务时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农民非常讲信用的”。

符桂英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她多次从信用社借款，都能按照要求还清贷款。“如果收成好，还能提前还清。”

海南屯昌县枫木镇九拉村村民林桂美也多次从信用社借款并及时还清，她清楚信用的重要性。“只要讲诚信，还了还可以多贷。”林桂美告诉记者，她也这样向别人讲。

海南农信联社调研发现，过去，海南的民间借贷市场一直非常繁荣，而且还款率相当高。“过去有的农民不讲诚信也有历史原因。”莫敏表示，主要是由于贷款手续烦琐以及贷款过程中工作人员吃、拿、卡、要造成的。

正如小额信贷技术员发现的那样，实际上，“农民是淳朴、讲诚信的”。

在莫敏看来，发展小额信贷，必须要重塑农民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作为。为此，海南农信联社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和改革，主要做法是“九专”模式和“五交”机制。

其中，“九专”模式包括成立专门机构、组建专业队伍、创立专门文化、制定专项流程、开发专列产品、实行专项贴息、开发专门系统、聘请专家团队和设立专项基金；“五交”机制包括把贷款“审批权”交给农民、把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把工资“发放权”交给信贷员、把贷款风险“防控权”交给信贷员和把贷款“管理权”交给电脑。

以把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为例。海南农信联社独创了小额信贷“诚信保证金”制度，贷款利率由“实收利率＋诚信保证金率”两部分构成，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诚信记录决定诚信保证金比例。

莫敏介绍，贷款利率为每月最高8.1‰，讲诚信农户利率可达7‰甚至更低。“通过利益引导农民讲诚信，降低农户融资成本和贷款风险。”

不可否认，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大，这种固有的认知导致农村金融被贴上了“赔钱”的标签。商业性金融机构真的只有趋利才能赢利吗？海南农信联社的发展证明并非如此。

“农村金融市场是需要培育的，只要产品设计得合理，完全可以让小额贷款机构覆盖成本甚至有所赢利，并获得可持续发展。”莫敏告诉记者。

重视多重社会价值的开发

海南农信联社经过11年的探索实践，不仅在破解农民贷款难问题上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同时，新的模式与思路，对于我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短短11年实践，从濒临破产到年盈利数亿元，从全国资产状况最差到改革进步度综合指标连续多年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海南农信联社在切实服务“三农”中得到壮大和发展，成为了最鲜活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范例。

记者了解到，海南农信联社总结了多条小额贷款模式的经验，比如“发展农村金融，必须要跳出金融看金融”“农村金融可以实现自身发展与服务‘三农’的有效统一”等。

在莫敏看来，更应重视农村金融多重社会价值的开发。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农村金融的经济价值广为人知，同时它还具有多重社会价值。

例如，小额信贷发展起来后，有效解决了农村高利贷泛滥的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小额信贷员队伍的发展，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密切，为党培养合格的基层干部、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实例。

此外，“一小通”信贷产品所采取的诚信保证金制度，有利于社会诚信环境形成，利于改善海南金融生态环境。“这提醒我们要更重视农村金融社会价值的开发，更好地发挥推动‘三农’发展的作用。”莫敏说。

2012年底，海南农信联社自主创新的“一小通”小额贷款管控系统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二等奖，是全国首个获得该奖项的地方金融机构。

同时，他们开发EPOS便民金融服务网络，在海南全省所有行政村布放EPOS机，村民不出村就能查询账户信息、归还贷款利息，还能进行小额存取款，让农民贷款不出镇，还款不出村，真正实现金融服务均等化。

在实践中，海南农信联社重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他们发现小额信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点十分明显。

然而，小额信贷额度小、服务对象面广且分散，因而需要付出较高成本，但农民普遍难以承受较高的利息负担。在莫敏看来，必须要发挥好政府政策支持作用。例如，海南实行的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这一项，有人算过一笔账，政府每贴息1元钱就能撬动小额贷款44元。

“如果国家把更多的扶贫资金用于小额信贷贴息，不仅可以让农民获得发展资金，增强农民市场意识，还可以实现扶贫资金的有效性和普惠性。”莫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