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孝廷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3/30 1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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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中的探求》:俄苏科技哲学研究又一里程碑

《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万长松著,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刘孝廷

俄苏科学技术哲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导向。虽然正是在这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曲解,造成了惨痛的思想教训,但这本身就是一笔思想财富。应该说,正是由于与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俄罗斯、苏联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科学哲学家才形成了特殊的理论视角,采用了独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主题。由于中国也曾有与苏联相似的历史经历,所以这一研究成果对我们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也是检验自然辩证法生命力的试金石。这也是今天我们一再强调重视俄苏哲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界而言,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还是今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都属于“冷学问”。由于老一辈研究者逐渐淡出,新一辈研究者还在成长,这一研究方向几近“绝学”,整体状况堪忧。但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万长松的著作《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作了历史补白。

通览全书,我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可圈点之处:

首先,该书对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在内的“苏联哲学”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对20世纪60至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及其对后来俄罗斯哲学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国内对“苏联哲学”都是持否定或者虚无主义态度的。但近些年来,要求重新评价苏联哲学70多年的发展历程,成了俄罗斯许多哲学家的共识。该书特别关注了20世纪60至80年代在苏联兴起的“新哲学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苏联哲学、挖掘其中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以及对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其次,该书对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向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进行了深刻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马克思主义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转向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转向人中心论。上述结论表明: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在思维习惯、理论旨趣、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有别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一方面,范式转换使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更具有国际视野,富有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长驱直入,也会使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失去其原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间接伤及到俄罗斯的科学事业。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坚持历史(趋势)与逻辑(范式)相统一的原则:首先通过历史研究,得出逻辑结论,即俄罗斯科学哲学向社会文化论范式转向,俄罗斯技术哲学向人中心论范式转向。再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历史发展趋势,即俄罗斯科学哲学将沿着社会文化论的方向演进,俄罗斯技术哲学则把摆脱技术型文明危机视为己任。

最后,在研究视角上,该书既不是站在西方思维方式,也不是站在东方思维方式的特点上,而是基于俄罗斯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去把握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这场巨大变革。而俄罗斯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戾换式”(инверсия),即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强调非此即彼,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即反对个人主义,崇尚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人类和宇宙的利益联结在一起的集体主义理想。如果不了解俄罗斯民族这两个思维方式特点,就不能理解包括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在内的俄罗斯哲学发生的种种变化,更不能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较,该书的主要建树是阐明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从1991年到2011年这20年间至少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对待哲学遗产的态度上,从“情感戾换”,即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苏联哲学)或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俄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转到“理性反思”;二是指导思想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拒斥以任何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观点,作为审视、评价、规定、划分哲学的是非、正误、对错、功过的唯一标准;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抛弃了局限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框架,采用西方哲学(比如分析学、解释学、现象学)、俄罗斯传统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以及东方哲学的“顿悟法”等研究方法;四是在研究主题上,不仅扩大和深化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原有的研究内容,而且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如生态哲学、全球学、高技术伦理学等,这些主题折射出俄罗斯救世主义和“聚合性”思想的光辉。当然,上述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和俄罗斯学界的认可,我们真诚地期望作者能继续探索创新,不断推出新作。

半个世纪以来,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完成了角色转换,新一代研究者正在成长起来。孙慕天先生在该书序中写到:“如果说,龚育之的《历史的足迹》主要是总结20世纪上半叶苏联在科学和哲学关系方面、斯大林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孙慕天的《跋涉的理性》把注意力聚焦于苏联反主流派,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理论突破,那么万长松的《歧路中的探求》则是对世纪之交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线索的梳理重构。”作为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部曲”之一,《歧路中的探求》无疑是这一探索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作者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报》 (2018-03-30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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