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晓璐 黄辛 来源: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发布时间:2017/6/6 16: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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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发布

 

6月6日,复旦大学发布“80后的世界”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简称FYRST)结果。据悉,此项调查历时8年,先后开展1次基线调查和2次追踪调查,入户访问近1200户上海地区“80后”家庭,是首次以特定人群为主体的全方位跟踪性调查。

在由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数据中心联合主办的发布会上,部分数据结果公布,聚焦“80后”的经济禀赋、家庭生活和生活方式,通过截面数据与长趋势跟踪数据的对比分析,深刻描绘“80后”的生存状况和生命轨迹并记录中国社会变迁。会上,复旦大学宣布将进一步把调查范围扩大到“90后”,启动“90后”相关调查。

据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介绍,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是一项针对特定人群的大型长期跟踪性调查,它是复旦大学目前投资最大、历时最长、学术价值最高的社会科学研究工程之一,由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持。FYRST调查是第一次以特定人群为主体的全方位跟踪性调查,以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其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这一调查对于剖析和解读中国社会在产业(后)工业化、生活城市化、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全方位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9年启动至今,调查已历时8年,先后进行了3次调查。

第一次调查为上海地区基线调查,从2012年底到2013年初,耗时近半年。调查运用分层、多级概率抽样设计,将上海17个区县分为4块,设总督导1人、督导4人,先调查布点,再摸底抽样调查,最后由73位调查员实施入户调查。调查员先后接受5次专业培训,采用平板电脑进行现场调查(受访者可直接在平板电脑上作答)。在充分保护受访者隐私、获取第一手真实信息的同时,实现了通过计算机及网络实现逻辑跳转与纠错、标准化数据采集、调查监控(录音监听、GPS定位)等环节。

第二次调查为第一次跟踪调查,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共有68名调查员参与调查工作,先是从样本库中稳定出1500户核心样本家庭,再逐一入户调查。

第三次调查为第二次跟踪调查,从2016年底到2017年初期间,共有60名学生调查员和20名专业调查员参与调查工作,并设总督导4人、督导7人。无论是从人员设置还是技术实施角度来看,此次调查均比前两次更加成熟。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沈可、高隽三位“80后”学者结合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的最新数据,分别从经济禀赋、家庭生活、生活方式角度展现了“80后”的世界。“8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传统与自主并重、压力与韧性兼具,在社会变迁和代际夹层中展现出日渐多元的态度、行为与未来愿景。

2012年至2016年间,上海“80后”的个人年收入呈现较稳定的相对快速增长,其收入分布形态体现为较健康的橄榄型,三次调查的年收入中位数依次为5.0万元、6.5万元和7.8万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

尽管上海“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年,且连续三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们仍坦言面临着“经济”“子女教育”和“住房”三大压力。“80后”的受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80后”的房产持有量也与其父母的持有量具有相关性,呈现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并尤以教育的代际传递最为明显。

上海“80后”在结婚、生育、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传统与自主并重的新时代特征,一方面,“80后”的婚前同居率的上升至四成,30岁至34岁调查人群中从未结婚的比例已上升至男性19.2%、女性12.5%,婚姻中学历男强女弱的现象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妻子受教育年限与丈夫相当或更高的婚姻已占83%。另一方面,“男长女幼”“门当户对”的婚姻依然是主流,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以及夫妻双方均为非农户口的婚姻、夫妻双方均为上海户籍与夫妻双方均为外地户籍的婚姻都占据近八成,近一半“80后”的配偶是通过介绍认识的,且主要介绍人是长辈亲戚或父母。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背离也是“80后”的一个行为特征,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代际关系方面,仅有20%的“80后”希望与父母同住,但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现实中约三分之二的“80后”与父母同住。近九成的上海“80后”认为自己作为子女应承担照料父母养老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养老预期又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绝大多数希望在自己家或养老院度过晚年,不再有养儿防老观念。

“80后”的生活方式趋于多元。“80后”受访者中有7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四分之三的人自评 “人生幸福”。约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不健康的行为,分别是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不健康饮食、喝酒和吸烟,其中睡眠不足最突出、占4成以上,同时具备四种以上不健康行为的高危群体达到14.3%。调查发现,“婚姻保护伞”的作用在80后群体中较为明显,已婚群体相对未婚以及/或者离婚丧偶群体在健康行为相应指标上表现更优,“80后”已婚群体的心理健康指标更优,不健康的饮食起居行为更少,抑郁和幸福感的均值都优于未婚以及离婚丧偶群体。

从运动行为看,约三成勤锻炼,近四成几乎不锻炼,“散步+跑步”为主要形式。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已出现分化,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或因压力大而表现出更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承受着更多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健康资源和促进健康的行为,其体检率、运动频率、健康信息获取、健康消费支出等指标都更优,因此平衡下来高收入群体的行为身心健康指标优于低收入群体。

微信公众平台“爸爸真棒”创建人曹慧颖作为一名“80后”,受邀参加发布会并分享了“80后眼中的80后”。她认为,“前有70后占坑、后有高起点的90后”,创业成了“80后”的逆袭,从“全球化”到垂直创新,“80后”的使命是承上启下,而时尚、娱乐、教育等“服务业”是“80后”施展才华的舞台。复旦大学调查报告员卢丹婕谈“90后眼中的80后”,她通过自己参与“80后”调查的经历,讲述了自己作为“90后”对“80后”一代的认知变化。

发布会上,彭希哲、于海、周怡三位“50后”学者和胡湛、沈可、高隽三位“80后”学者开展了“两代人的互动”,展示了“80后”与其父母辈“50后”的代际理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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