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淑光

【如果调侃一点的话，可以说我们能从中读取一只石猴无限向人趋近的“进化历程”。】

如果提起小说《西游记》的主角孙悟空，人们的心目中会跃出一个单纯的猴子形象还是人与猴相结合的形象？恐怕还是后者居多，并且会认为相对于动物性色彩，其人性色彩更重一些。其实按照作者吴承恩的本意来说，他也并非想以单纯的动物形象展开叙事，而是选择了以无限接近于人的一只猴子作为书中的最重要角色。

如果细细考量，就会发现书中孙悟空这一形象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出世之初的石猴和取经途中的行者其实已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这种不同源自时间的磨洗和学习经历。如果调侃一点的话，可以说我们能从中读取一只石猴无限向人趋近的“进化历程”，不过吴承恩基于神话故事背景对这种“进化”的时间尺度进行了浓缩，以年计而非以千万年计。

根据书中记述，石猴出世后曾带有短暂的神异光环。说其神异，一方面表现在其来历非凡，非肉体凡胎，而是源自花果山上的一块仙石，自天地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其出生后也确实曾显示与众不同之处，能“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并因此惊动了天庭。说其短暂，则是因为石猴此后“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故玉皇大帝云：“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此后石猴日趋平凡，日常生活与其他众猴无明显差异，书中记述为“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至于它与众猴和其他动物同伴的交流，书中用了“古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这样的语汇，可见石猴也并非“生而知之者”。因此可以说，石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除了在“水帘洞探险”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敢决绝以外，已近似“泯然众猴矣”。虽然书中云“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但是石猴的寿数有限，如果按照正常的生物进化速度，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发生明显的进化痕迹。但是其最重要的学习经历以及基于学习而产生的嬗变终于发生了。

这一嬗变始于其意识到“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即生命隐忧意识的觉醒。此后石猴为访仙求道漂洋过海，辗转来到南瞻部洲，邂逅渔民并开始了与人类的第一次接触。在这一关键时期，石猴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实现了“进化跃迁”。书中短短的文字叙述隐含着他基于学习而发生嬗变的两个重要节点。

其一，从匍匐而行到直立行走。书中记述为：“将那跑不动的（指渔民）拿住一个，剥了他的衣裳，也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根据现代进化理论，直立行走是进化发展的基础。如果套用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不妨说直立行走是石猴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一行为造成了前后肢的分工，使前肢解放出来制造并使用工具。此后前肢所从事的活动越来越多，逐渐演化为上肢并变得更加灵巧，石猴由此初具人形；上肢的形成也使得他后来沿门托钵及挥舞三万六千斤的金箍棒成为可能。

其二，进行较长时期的语言、礼仪等人类文明知识的学习。这主要表现为石猴“在于南赡部洲，串长城，游小县，不觉八九年余……”“在市廛中，学人礼，学人话。朝餐夜宿，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这一学习阶段为其后续跟随菩提祖师进行深度学习打下了语言基础，并进行了有效的知识铺垫。此后其与人类和动物同伴的交流基本无碍，无论是在取经团队内部，还是途经西方各国，抑或回到花果山，均可以在人类语言与兽语之间自由切换。总而言之，历经这一卓有成效的“进化跃迁”之后，石猴的形象已经和人类非常之接近，故初见菩提祖师时，祖师云：“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这一判断的认知前提无疑是基于人这一形象。此后在取经途中，孙悟空的形象虽然仍嫌怪异，但是人们见到他的第一判断是“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而非“头戴戒箍的猢狲”，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足以表征其“进化”成效。

无独有偶，古代藏文史籍《松赞干布遗教》《玛尼宝训》《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中也有“猕猴变人”的记载，大意如下：一只由神变成的猕猴受观世音菩萨指令至雪域高原修行，遇一位魔女请求与其结合，猕猴担心因此破坏戒律，遂求教于观世音。观世音云：“在此雪域高原繁衍人类是莫大的善事。”石猴遂与魔女结为伴侣，并孕育出数量繁多的猴子，又自须弥山中取来五谷种子种植，供猴类食用。猴类由于需经常蹲在地上采收粮食，尾巴不断与地面摩擦而逐渐变短，体毛也逐渐褪去，又渐学人语，遂演变为雪域高原的先民。

猴类是我国古代公认的智慧生物，汉族文化的民谚和笔记类小说中也不乏其与人类交流的记载，比如说民谚中有“猴子戴帽学人形”“沐猴而冠”等。晋代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曾记载了一只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的猴子，名叫“猴玃”，它经常劫掠女子为妻，其中年少者终生不放还，生的孩子皆如人形，长大后与人无异。元代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一只被人役使、用于偷盗的猴子，幼猴自出世就被豢养，养猴人训练用“番语”与其交流，及长大就可以指令其穿墙入户盗取财物。晚明张岱在《夜航船》中则记述了一只享有品级、能位列朝班的猴子：“唐昭宗播迁（播迁是迁徙、流离的意思），随驾有弄猴。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诗‘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是也……”从这则纪事来看，这只猴子非惟姓氏与悟空相同，其高居庙堂的际遇也和曾官拜“弼马温”和“齐天大圣”的美猴王如出一辙。

基于此，单纯就《西游记》中记述来看，如果说吴承恩在非自觉的情况下，早于达尔文对“从猴子进化到人”这一判断进行了预演，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伪命题，也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这样的预演并不乏认知上的铺垫。当然吴承恩给出的只是个例，囿于认知局限，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生物进化规律的总结和认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