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庆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5/8 1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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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诵芬:炮弹炸出的航空报国梦

 

迈入人生的第87个年头,顾诵芬的生活慢了下来。从家到中航工业科技委步行约500米,他要走上十多分钟。这段路他此前已走了近30年,以往总是来去匆匆。

他是中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已与飞机打了大半生的交道。

炮弹炸出的“飞机梦”

1937年7月28日那天,家住燕京大学附近的顾诵芬听到外面隆隆的飞机声,走出门看到日军的轰炸机排着队向西飞去,紧接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颗颗炸弹落雨般扑向约2000米外的二十九军驻地,火光、浓烟瞬间腾起,冲击波产生的地面震动远不如心里的害怕与愤怒来得剧烈。那时,顾诵芬7岁。

“有些事是一辈子忘不了的。”顾诵芬说。之后,他随父母来到上海,便开始自己看着书做航模,还从美国通俗科学杂志中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法。慢慢地,他对“搞飞机有了兴趣”,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均被录取。但由于母亲不愿他离开,顾诵芬便留在上海,1947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年8月,顾诵芬毕业后本可留校任教,也算遂了父母的心愿。但一心想设计飞机的他,按照组织的分配,来到了国家新组建的航空工业局。

洗脚时也在看书

航天工业局在沈阳,当时是一片苍凉之地。

顾诵芬被安排到生产处制图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描图、抄数据、翻译苏联图纸,很枯燥。毕竟新组建的航空工业还处于起步时期,主要任务是修理、仿制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自主飞机设计在国内尚是一片空白。

“仿制等于命根子被抓在别人的手中,一定得设计我们自己的飞机。”顾诵芬晚饭后大部分时间仍在办公室工作,查看与航天技术、飞机设计相关的资料和书。

曾与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冯家斌回忆,顾诵芬回来后打上一瓶热水,先冲一杯奶粉,剩余的热水便倒入脚盆,再兑上凉水,“双脚放进盆里,然后翻开桌上早已准备好要看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英文版的技术书。上边翻看着书,下边双脚相互搓洗,不时用汤勺搅拌一下杯里的奶粉。当书翻得差不多的时候,双脚也泡好了,此时奶粉冷热可口,便一饮而尽”。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112厂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他很是兴奋,感慨“从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几年工夫连跨三大步,我真是生逢其时呀”。

设计室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数0.8,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定名“歼教1”。顾诵芬负责这架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任务。

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顾诵芬跑去北京找资料,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到北航查找、抄录有用的资料,买了硫酸纸把图描下来,收集废针头组装仪器进行测量……那时去学校的路还没有修好,也没有路灯,他就这样跑了一个星期。

在所得资料的基础上,他思考出一套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方法,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

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首飞成功。接着,顾诵芬又完成了“初教1”的气动力设计任务,创建了中国人自己的气动力设计方法。

但世间事往往是过了一个坑,还有一道坎儿,后面的道道沟坎在等着他。

第一次喝醉

1960年,国防部第六研究所(以下简称“六院”)成立。次年,六院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一所”)成立。那一年,顾诵芬在其领导黄志千的介绍下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江泽菲。

两人认识后,在星期天会时不时去看看电影,或去公园走一走。结婚前,顾诵芬对江泽菲说:“结婚后咱们可不能这样了啊,我还得看书啥的,没那么多时间。”1962年婚后,夫妇二人一个月左右进一次城,他去书店,她去采购食品家用,再于书店会合后一起回家。

紧接着,一所在1964年10月开始研制歼8战斗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却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王南寿、顾诵芬等人组成的技术办公室临危受命,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顾诵芬便一心扑在了歼8上。

但歼8的研制工作刚滑到起跑线,便被“文革”的狂风骤雨冲了个七零八落。

被关进“学习班”的时候,顾诵芬就每天仔细听112厂的发动机试车,因为歼8发动机的声音比较响,与别的不同,可以根据声音分辨出来。“听到发动机试车的声音,我才放下心。”顾诵芬说。

后来,为确保歼8研制进度,歼8装配现场(81号厂房)所有工作人员达成一条口头君子协定,一律不亮观点,更不辩论。无论外面如何动乱,歼8的生产仍在加班加点地进行。“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航空研究院原第一副院长刘鸿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

终于,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但对于飞机研制的试飞试验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试飞中,飞机出现了强烈抖振,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歼8能否实现超声速。

为此,顾诵芬可以说是豁出了性命。1978年,因没有所需测试设备,已接任总设计师的他提出要亲自乘坐歼6上天,与歼8进行等距离、等速度的观察,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这对从来未接受过飞行训练、48岁的顾诵芬来说风险很大。他说服领导,瞒着家人,3次“上天”后终于发现抖振的症结所在,并带领团队“干掉”了问题。

1979年12月31日,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这天,不会喝酒的顾诵芬大碗大碗的酒下肚,生平第一次醉了。

他没有虚度这一生

转眼,那已成38年前的往事。现在的顾老不再喝酒,每天还要按时吃药。

2013年,他被诊断出直肠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总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叮嘱同事复印并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离开科研设计一线岗位的顾诵芬常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多看一点书,有时也翻译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1981年,顾诵芬正式担任“歼8Ⅱ”总设计师,为“歼8Ⅱ”系列飞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歼9”、“歼13”、远景飞机、大飞机等的研究贡献颇多。如今,他荣耀环身,慕名而来的媒体记者也不少。

但他却不爱也不太会应酬这些。据其助理所说,在录制某电视台节目时,主持人问他“听说您会四门语言”,他忙摆手“不不不,不会”,“听说您的记忆力很好”,“不不不,不好”……当时台下还有不少观众,陪同顾诵芬的同事在一旁默默地为他,也为这节目捏了把汗。

打算退休的顾诵芬,最近在向身边人打听老年公寓的事,他想退休后和老伴搬到那里去住。回首往事,他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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